其实，中国人在其中并不纯然是麻木不仁、无所作为。道士王圆箓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曾将部分写本、佛画赠与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安肃兵备道廷栋，又转而为甘肃学政叶昌炽所知悉。廷栋得敦煌写本，只云“书法没有我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而叶昌炽是学界通人，深知其中关纽，于是他是向敦煌县令汪宗瀚提出要封存此批文物并转运省城兰州。但因运费无所出而搁浅。敦煌专家姜亮夫教授《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提到；

　　“昌炽遂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此古物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乃为封存。王道士用砖来砌断了这座宝库。”

　　敦煌县令汪宗瀚与甘肃省学政叶昌炽，自然是中国人与敦煌文物发生关联的第一代人物。但他们肯定不是探险家，也不擅长进行属于西方学术类型的田野探古和考古，所以与广义上的“敦煌学”并没有太大关系。叶昌炽著《语石》语涉敦煌，又撰《缘督庐日记》记载当时与汪宗瀚文物交往史实十多条，史料记载的时间应该都是在外国人敦煌探险之前，但只能说是在初期聊尽保护之责而已了。

　　（二）国际化的客观事实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敦煌”探险从一出现就是外国人的天下，中国人如叶昌炽贵为一省“学政”大吏，却连运费也付不起；清末乱世，官家也视若罔闻，不介入而作壁上观。只靠一个迂阔愚昧而且迷信的王道士以一人之力来力挽狂澜，自然是异想天开；沧海一粟，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斥责声四起，“盗窃”“偷取”“劫掠”，王道士被骂成十恶不赦；朝野上下，从清末民国直到百年以后的今天，无不对他和外国人同仇敌忾、义愤填膺。通常的定位是：一部敦煌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关乎民族大义。这样一来，作为话题，它就与政治史社会史密切挂起钩来，成为忠奸善恶是非黑白的划分标准。当然，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外国人欺我愚昧而偷窃盗买、巧取豪夺，必然有之而且肯定不少。王道士意在敛金以修缮莫高佛窟看似公心，但也保不齐有贪婪之私。这些本来寻常多见的社会世相，善善恶恶，见怪不怪。但正因为它涉及列强英法德日俄，即使是私人行为，也一定把这笔冤孽账算在帝国主义头上——算账当然应该这样算，但是否也应该算算当时清朝各级官府的瞒旰愚昧、慵懒怠政，自甘沦为败家子，眼看宝藏落入他人之手却不关痛痒漠不作为？甚至不少本地官民在运输过程中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呢？如果当时有强有力的政府力量，何至于要我们万里迢迢到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去寻找“敦煌”真相？

　　——追根到底，国家的强大乃是根本。換在今天，古文物的盗卖偷窃，岂能如此轻易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