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书画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大小王和大小米。其特点是，子并驾父或超越父，而不仅仅是庇荫而已。

　　王羲之是书圣，毋庸置疑，但王献之并不只是局促辕下，而是有着自己这一代的新创。南朝梁去晋不远，陶宏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即云“比世皆尚子敬（献之）书”。证明王献之在世时的影响力巨大，但最能体现父子关系的，是如下一段王献之进言父亲王羲之关于书法的记述。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稾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王羲之已得大名，但仍然擅长的是当时由隶转草时的“章草”之体，每个字排列自足，而未能“宏逸”亦即放开、亦无“草纵”之挥洒，虽是货真价实的书圣，却不令王献之在艺术上满足，于是儿子向父亲提建议，要比现在更“宏逸”、更“草纵”，除了章草之外，还应该独创“稾行之间”的新体——“行书”。而这稾行之间的行书，一定是与“往法”即旧体对比而“固殊”即特殊完全不一样的：“宏逸”“草纵”，相对于原有的章草旧体的改造，是两个关于书体风格描述最重要的关键词。

　　正是后来王羲之创新体即魏晋行札（行狎书），才奠定了他作为万世书圣的崇高历史地位；这样来看首先提出构想的儿子王献之，他的创新思维，他的眼光和见解，谁还会说他只是承父荫庇护而沾光祖先？

　　再来看大小米。米芾的才情横溢，他的书画实践，他的鉴定收藏，他的书画博士的内宫职位；他的“米薛”的文人书画交游圏，有名的“米家书画船”，还有他的夺砚拜石之雅闻，还有他的理论著述如《海岳名言》《书史》和“八面出锋”“集古字”等等言论流传千古，若论他对宋代书法的贡献之大，并作为一代开风气的领袖，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米友仁作为长子，在书法技法风格上当然还是步趋父范，继承家风格，大小米在书法上的浑然一体、圆融大化，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历史“常识”。故而，当时评论是把大小米和书画混在一起评价的。如见下引：

　　“书法画法，至元章、元晖而变。盖其书以放易荘，画以简代密；然于放而得妍，简而不失工，则二子之所长也”（见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题米元晖《云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