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书法家”的专业鉴赏

　　乾隆和同时代的收藏家一样，对晋唐名迹十分推崇。不仅继承了晚明以来的鉴赏方法，更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鉴赏视角。本文概括为“考释流传”“风格赏析”和“钤印题跋”3个方面。

　　首先，是考释流传。晋唐书画，流传千年，保存下来的寥若晨星，即便有幸存留，也出现了作者不详、年代模糊、真伪难辨的情况。乾隆当然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对于乾隆而言，最直接的鉴定方法是考释流传经过，从书画材质、文献著录、收藏印记、前人题跋等方面考释书法的年代、作者与真伪。清宫旧藏《出师颂》，有两个传本，一个是绍兴内府本，一个是宣和内府本。绍兴本有米友仁跋语，后归王世贞尔雅楼，并收录在《弇州续稿》中。宣和本则是文彭、文嘉旧藏，著录在《钤山堂书画记》中。乾隆得到了两卷《出师颂》。一卷有米友仁跋语，乾隆参照王世贞《弇州续稿》及米友仁跋语，断定其为王世贞旧藏，是绍兴内府本。另一卷，则根据笔意，认为其“墨气笔意，似出双钩”。但没有明确判定后者是伪作，只是定为次等。

　　其次，风格赏析。乾隆虽是“业余书法家”，但勤于临帖，饱览皇家珍藏，周围还有为数众多的精于书画的臣工，其对晋唐书法风格也别有一番认识。清宫旧藏《临钟繇古千文》传为王羲之真迹，1748年乾隆将其定为“内府鉴藏神品”，并作题识。其中有一段谈到此帖的风格：“观其笔意精到，而结构特为谨严，王肯堂曾收之郁冈斋帖，谓米元章定为右军书。”1752年，又作题识曰：“其用笔结体，绰有内史矩矱，向以为的系真迹，谛观之，实双钩本也。然鉴藏印识历历可数，卷首有瘦金题签，即双钩亦当出唐宋高手”。或许是乾隆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自然而然地把《临钟繇古千文》视为真迹，称赞其笔意精到，结构严谨。但随着乾隆鉴赏水平的提高，又逐步认识到当初判定的错误，并再作题识，提出“双钩本”的看法，且是出自唐宋人之手的作品。

　　再者，钤印题跋。乾隆青睐的书画，都会钤盖本人印章或题跋，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如果只是一般阅览，则只有钤印或书写题签，如王羲之《曹娥碑》。《快雪时晴帖》最能代表乾隆对题跋的沉迷。王羲之墨迹只有四行，大约占半开，原藏者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金章宗、元仁宗等，只钤印玺若干，另有赵孟頫等寥寥几人的题跋。而前副页四开、后副页九开及本幅的对幅，都布满了乾隆的题识、御题诗与摹古绘画，常常要在左右绫裱处挖出空白，用以题字。空白题满后，另行挖白，绫裱之处，几无缝隙，成为乾隆本人的书画册。根据书画家何传馨的统计，乾隆在《快雪时晴帖》上留下了多达63则的题识，年代从1746年到1795年之后，横跨半个世纪。乾隆的题跋多在冬日，以诗歌吟咏瑞雪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