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9月初[①]，徐悲鸿(1895.6.18-1953.9.26，江苏宜兴人)结束八年留学生活回国后，将“写实主义”视为铲衰除弊、使中国文艺得以复兴的良策而加以标榜，将相当精力投放在需要大爱和牺牲、关乎人才培养的美术教育事业上面，其中尤以中央大学为其传道授业、哺育人才的艺术摇篮。徐悲鸿在此虽未长期以主任之职主其事，但他胸怀抱负，责任自持，以爱才识珠、有教无类、教而无私之德，栽培提携着后学，其恩泽往往令受教者没齿难忘并愿随时听其调遣，以至于1942年徐悲鸿筹组中国美术学院、1946年重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组建中央美术学院之时，所延揽者中就有不少出自俗称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根据笔者调查，自1946-1966年，先后被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毕业生共计22人，他们是：王临乙、吴作人、张安治、李文晋、萧淑芳(女)、黄养辉、陈晓南、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艾中信、康寿山(女)、齐振杞、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万庚育(女)、张大国、韦启美、梁玉龙。

　　依照在中央大学的求学时间，并考虑抗战国难条件下中央大学迁变等因素，这批弟子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包括王临乙(旁听生)、吴作人(旁听生)、李文晋、张安治、萧淑芳(旁听生)，他们是徐悲鸿1928年春在南京履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授后，最早栽培的一批弟子。这一时期是徐悲鸿执教中央大学比较稳定的一段时期，除了1928年11月15日-1929年1月底履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70余日之外，徐悲鸿基本在岗执教。这一期的弟子中，除李文晋、张安治为同届正式学历生外，王临乙、吴作人、萧淑芳都是慕名追随徐悲鸿的旁听生，虽然他们真正作为旁听生跟随徐悲鸿学习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徐悲鸿的人格魅力、教诲和帮助却实实在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当年，也正是得益于徐悲鸿的鼎力扶持，王临乙、吴作人和张安治才能够先后跨洋渡海到欧洲留(游)学。实际上，这几人中除李文晋外都有留洋背景。其中，吴作人1935年回国后，即随徐悲鸿任教于中央大学，因此后期弟子中也有不少是吴作人亲授过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吴作人被徐悲鸿聘为北平艺专教务长，王临乙也在1949年开始代理艺专总务主任，两人在辅佐徐悲鸿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为中央美院以及中央美院建国初期的教学、行政运行中出力甚多。

　　第二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包括黄养辉(半工半读)、陈晓南(半工半读)、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这一时期大体上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教学发展时期，有明确的教学方针和详细的课程设置，也是徐悲鸿继李毅士、汪采白、唐学咏之后，于1935年-1936年5月短暂出任科主任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徐悲鸿已经比较忙碌。其中，1933年1月28日-1934年8月17日，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徐悲鸿是在欧洲举办中国近代画展。1936年5月18日，徐悲鸿又因家庭纠纷离开南京，到1939年1月4日赴新加坡之前，忙碌的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授课已不太稳定，间或兼课而已。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1933年赴欧洲办展之前、1934年从欧洲回国到1936年离开南京之前，这两段时间是徐悲鸿这一时期在中央大学执教的稳定期。黄养辉、陈晓南、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文金扬与徐悲鸿的关系，就是在这两段稳定的教学时间中建立起来的。其中除陈晓南、夏同光外，皆无留洋经历。

　　第三期，抗战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包括艾中信、康寿山、齐振杞(旁听生)、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万庚育、张大国、韦启美、梁玉龙。这一期主要是抗战爆发后在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就读的一批弟子。由于徐悲鸿1939年年初-1941年年底在南洋、印度，1946年7月31日又赴北平，因此，这一期弟子与徐悲鸿的接触主要在1942-1946年。其中像艾中信在当时已经留校充任助教，协助徐悲鸿上课，对徐悲鸿教学要求的了解也就深入一层。这一期弟子中，只有梅健鹰曾经留学美国。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没有留学经历对他们在建国后对外汲取的热情和理性还是有影响的，未曾留学的人后来显然更积极更热情地希望通过苏联了解和掌握西方写实造型方法中的有益因素。

　　由于这22人不完全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历生，其中亦有部分是徐悲鸿的旁听生，因此本文笼统地以“弟子”称之。而在“弟子”名下，并不否认他们与中央大学艺术系其他教师之间的转益多师关系。实际上，他们中多数首先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其次才是“悲鸿弟子”。这些弟子除个别籍贯于或来自于北平外，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且生源总体上呈现出随中央大学由南京内迁重庆、沿长江流域自东向西分布的特点，而尤以籍贯江苏者为多，比例几近半数，与徐悲鸿有天然的乡土情谊。因此，当其中绝大多数弟子在1946年至50年代初先后因徐悲鸿召唤而进入北京时，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画坛在20年代就形成的由南方画家主导的格局。其中，曾被国立北平艺专先后聘任的有15人，他们是：王临乙、吴作人、李文晋、萧淑芳、黄养辉(1912.1.10-2001.6.1，江苏无锡人)、夏同光、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康寿山、齐振杞(1916-1948.6.24，北京密云人)、宗其香、戴泽、万庚育、韦启美。此后，被中央美院先后延聘、增聘的共有20人，他们是：

　　王临乙(1908.8.25-1997.7.16，上海人，任教于雕塑系)

　　吴作人(1908.11.3-1997.4.9，江苏苏州人，任教于油画系)

　　李文晋(1907.5.13-1983.2.3，江苏高邮人，1951年调离)

　　张安治(1911.1.21-1990.11.18，江苏扬州人，1964年因北京艺术学院合并撤销而调入中央美院)

　　萧淑芳(1911.8.19-2005.12.20，广东中山人，任教于中国画系)

　　陈晓南(1908.1.15-1993.10.14，江苏潥阳人，任教于版画系，1961年调任广州美院版画系)

　　夏同光(1909.6.2-1968.9，江苏南京人，任教于版画系)

　　冯法祀(1914.5.14-2009.7.16，安徽庐江人，任教于油画系，1961-1979年曾调任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孙宗慰(1912.7.29-1979.5，江苏常熟人，任教于油画系，1955年调任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文金扬(1915.7.27-1983.7.21，江苏淮安人，任教于技法理论教研室)

　　艾中信(1915.10.13-2003.12.28，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任教于油画系)

　　康寿山(1917年9月生，湖南衡山人，任职于出纳组，1953年调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

　　梅健鹰(1916.1.7-1990.4.23，广东台山人，任教于实用美术系，1956年随实用美术系合并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宗其香(1917.11-1999.12.29，江苏南京人，任教于中国画系)

　　李 斛(1919.9.20-1975.11.10，四川大竹人，任教于中国画系)

　　戴 泽(1922年3月23日生于日本京都，四川云阳人，任教于油画系)

　　万庚育(1922年生，湖北黄陂人，任职于出纳组，1955年调任敦煌文物研究所)

　　张大国(1921.12-1986.9.1，四川永川人，1964年因北京艺术学院合并撤销而调入中央美院)

　　韦启美(1923.9-2009.7.7，安徽安庆人，任教于油画系)

　　梁玉龙(1922年6月8日生，湖南长沙人，任教于油画系)

　　这些弟子当年在中央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接受的是艺术师范教育，其艺术科1933年的课程标准，已明确将“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养成中学及师范学院之各种艺术师资”、“养成艺术批评及宣导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作为教育方针[②]，所列课程强调基础训练，重视中西兼修，又不忽视专与博的辩证统一，因此受教于此的学生在日后的艺术生涯和实践中，大致呈现出以教育为职业、艺术实践上一专多能的共性。其中吴作人、张安治、夏同光、孙宗慰、文金扬、艾中信、康寿山，还都有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工作的经历。不过在就任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期间，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并不全都承担专业教学，像李文晋是国文副教授，康寿山和万庚育则是出纳组职员。

　　在考察北平艺专、中央美院聘任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时，笔者注意到，另外还有几位教员如宋步云、李瑞年、蒋兆和、叶正昌，虽非“中央大学艺术系弟子”出身，但他们的履历或与“中央大学艺术系”相关，或与“弟子”相关，也不得不令人定睛观瞧。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李瑞年(1910.06.10-1985.08.23，天津人)、留学日本东京大学艺术科的宋步云(1910.9.17-1992.3.7，山东潍坊人)、自学起家的蒋兆和(1904.5.9-1986.4.15，四川泸州人)，都有被中央大学艺术系聘任和徐悲鸿同事的经历，他们在与徐悲鸿的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蒋兆和尊徐悲鸿为“良师益友”，宋步云将徐悲鸿的艺术教诲视为个人“始终遵循的铭言”，李瑞年也认为他的艺术生活、教学观点受惠于徐悲鸿较多。徐悲鸿重组北平艺专时，聘李瑞年为教授、宋步云为副教授、蒋兆和为兼任教授。叶正昌(1909.12.9-2007.5.21，四川铜梁人)是徐悲鸿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被徐悲鸿聘为副教授兼校长秘书。这几位教员中，宋步云因处事有方、忠心耿耿而被徐悲鸿委以艺专庶务组主任并代总务主任，在艺专购置教工宿舍、搬家帅府园、反“南迁”、发起“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方面立下汗马功劳，是徐悲鸿重组艺专时极为得力的行政助手。但是到1949年，宋步云却受到原因不明、虽经徐悲鸿努力也无济于事的不公正对待，被迫离开了学校。叶正昌1949年后受聘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离开北京，1953年10月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和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美术系科合并成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时，受聘为教授兼校务委员、绘画系主任。李瑞年则在1952年追随他的老师卫天霖，调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后来该校演变为北京艺术学院，李瑞年担任美术系主任。只有蒋兆和始终没有离开中央美术学院，由墨画教研组、绘画系彩墨画科、彩墨画系到中国画系，这么一路教下来，成为中央美院发扬徐悲鸿以西润中艺术之路的主力，故而有学者谓之以“徐蒋系统”或“徐蒋体系”。

　　上述弟子、同道，大多数得到过徐悲鸿的提携惠助，或积极斡旋外派留学，或诚挚邀请揽于麾下，或慧眼识珠评论揄扬[③]。他看重吴作人西北写生透露出的中国文艺复兴曙光，推崇黄养辉以美术眼光绘建设工程开中国绘画新境界，褒扬冯法祀以急行军作法对抗战题材的把握，标榜孙宗慰走向西北开拓胸襟眼界的抱负，支持文金扬准谙学理的教学法研究，引蒋兆和为开辟新国画之豪杰，赞艾中信多产质优而寄以极大希望，鼓吹宗其香、李斛以中国纸墨运西法写生表现明暗光影为中国画之创举，期许戴泽、韦启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这些人亦服膺徐悲鸿艺为人生之信念、融合中西艺术之求索、改良中国画之抱负、素描为造型艺术基础之训练，以及勇猛精进、嫉伪如仇、礼贤下士之人格，常年追随者有之，召之即来者有之，特别是徐悲鸿在筹组中国美术学院、重组国立北平艺专、兴建中央美院时，王临乙、吴作人、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宗其香更是徐悲鸿连续聘任的人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徐悲鸿，这些人的艺术人生或许将是另外一番样子;同样，如果没有这些人，徐悲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位置和影响也不是现在的局面。因此，艾中信说徐悲鸿“在20多年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中，他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于今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美术教育学派……他们大多数兼教学和创作，推动并发展了中国的美术事业，首先是美术教育事业。”[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