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夫·阿鲁什《岩相学RSM 5》2015，铝板上明胶银盐照片，66 5/8 × 47 3/4".

　　然而，正是在这一反差的深刻影响下，艺术、理论以及流行文化才会反复求助于史前时代。在现代性里推动历史时间化的若干力量中，史前史起到的作用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不相上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朝向更深、更深过去的推进称为一种退行式加速。①十九世纪考古挖掘的冲动所揭示的东西和掩盖的东西一样多，在其推动之下，无数的小历史合并统一称为大写的历史(如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全面分析的那样)。换言之，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单一普遍的未来不仅仅需要单一集体、铁板一块的大写历史作为其必要构件之一，也是上述退行式加速的结果。②过去的时间迅速膨胀，覆盖了时期或时代划分的时间轴线，也涵盖了自然“王国”的生物分类学领域。这一扩张带来了两大后果。第一，它凸显了人类和非人类历史的开放特质，展示了一个几乎“尚未被书写”的过去可能拥有的巨大潜力。第二，它让一种在过去最多只能存在于想象中的时间性——超长时段(the very long term)——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历史记录。

　　这一超长时段(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称之为“先古性”[ancestrality]，梅亚苏的思想及其引发的热烈反响可以算是如今史前历史性的症状之一)③脱胎于达尔文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名为“现实渐变论”(actualism)的地质学派。它指的应该是一种非形而上的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是一种地质学规模上的现今主义(presentism)。在这种时间性里理解，人类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是持续进化的。“史前时代”这一概念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1865年宣称：“假设一个持续了数万年的进程会突然停止显然是不合情理的。”④但是，如果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处于同一个进化历程，那么人类也应该和其他物种一样共享相同的命运——大量已灭绝生物留下的实证证据将该命运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