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雍容的时代映像

　　书法风貌与其时的人文思想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李邕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盛唐，以其大气磅礴的胸襟兼容异质风采，南亚的佛学、医学、音乐、美术，西亚的教派、建筑艺术，西域的艺人和东邻的僧侣，咸聚长安，大唐的首善之区遂成为遐迩闻名的世界级大都会，而整个社会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也都在追求与时代同步的气势。书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诗坛有四杰，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和裴旻的剑代表帝国文学、艺术和剑术所能达到的高峰，象征着盛唐的青春与自信。书法艺术在走向峰巅之际，诞生了标准楷式——楷书，一大批楷书名家登上舞台，姓名熠熠生辉，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催生书法变革，从楷书到草书，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怀，最终在狂草中淋漓尽现，支撑书法抒情功能的草书，也发展出了最纯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线条近乎乐舞之美，将抒情推向极致。

　　公元655年九月，长安宫廷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件，后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调反复讲述：唐高宗李治的顾命大臣褚遂良坚决反对武昭仪出任皇后，以舍生取义的勇气和担当，写就自己的诚实正直。所谓“字如其人”，楷书自诞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绝苟且，唐楷书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为君主操行记录者，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的监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诚的声名，早就人所共知，作为书法家，他倡导书家要有自家风骨与性情，在“二王”笼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于开宗立派，其品德高洁的内在性格和气质表露于书法，自然格局刚正，一派风神硬朗和清劲绝俗，其节操一如他的楷书雍容大度、端严雄浑。楷书为法帖，人品为楷模，褚遂良书品与人品互补互彰，成为尚法精神的旗帜和唐代书法文化的标志。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后，李邕来到这个世界上，耳濡目染着优良的文化生态。初唐虞体和欧体风靡，到初唐末期，书法理论大家孙过庭提出，书法和文学一样，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书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率先响应，从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运动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笔墨语言。今天我们可以断言，正是张旭的草书和李邕的行书共同支撑起盛唐书法的殿堂。观李邕行书，喜劲健者可从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约者可从中品味到柔美风致，尚玄思者还可从中感会玄学精髓。以有法之字抒无羁之心，悠然的线条寄托性灵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字如其人”和“风格即人”的艺术风格，如张丑《管见》所言：“北海始变右军行法，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

　　李邕书法暗合盛唐奋发向上的浪漫主义情调，自觉践行书法要“抒情达性”的艺术主张，他在行书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精神哲学、性灵内涵和理想旨归的恰当形态，情怀雅韵寄托于笔墨，刚正脾性融汇于线条，风神俊郎展现于格局。经李邕改进发展的行书，行草中融入篆籀笔意，将折钗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势运用于书体，突破了王羲之手札书法的规范，并将钟王攲侧取势的形貌向前推进一步，呆板的垂直线和平行线有意变为斜势，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