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健雄强的人格气象

　　盛唐繁荣首先体现在文化，张怀瓘在《书断》提出“情境感化理论”，尽管并不系统，仍常被历代书家截取引用，和孙过庭的书德论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书教理论”，成为中国人品读书法的内在心理响应，最终融入中华文脉，影响民族的思维和性格。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书法技艺超群而无独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与上层沟通，就难以进入主流视野，也很难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关注和认同，作品更难流传后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艺术上的“反叛因子”根植于内心，其人格气象表现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称“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初唐以后，王书为正统正宗，许多书家一承旧习，须臾不离，李邕对此深恶痛绝。艺术创作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万不可模式化、标准化和集约化，作品应当追求才情、个性和独创。“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二王风靡之际，李邕潜沉潮底，浪潮到来时，敢于逆流而上，遂以崭新风貌独步唐代书坛。李邕的尝试和努力，首先是改进行法，一改王羲之传统行书的结构模式和温润闲雅的情调，代之以荒率雄浑、游弋奔走和攲侧端凝，为改进盛唐书风吹响号角；其次是改进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晋祠铭》《温泉铭》至怀仁《集王圣教序》，倡导以行书入碑，李邕率先在行书领域进行探索，倡导碑帖互融，带头以行楷入碑，生发楷书上的创造，突破初唐欧虞褚笔法、神韵和墨彩畦径，从生活和自然之中寻找灵感，构建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样式，最终引发草书变革，直至狂草异军突起，终于成为盛唐书法艺术的拨转者。

　　李邕有着嫉恶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于众，结果屡遭贬斥，同时代的卢藏用称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甚至敢与皇帝论短长，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罗织罪名，饮杖而死。对历史文献细加梳理发现，李邕算得上历史上第一个卖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无厚积，《旧唐书·李邕传》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气和率真让当朝名流大家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学者内史李峤和监察御史张廷珪的赏识，同向朝廷推荐，遂被诏为左拾遗（谏官）。李邕不但能文养士且重义爱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兴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话，赢得包括李白、杜甫两位唐诗双子星的首肯和赞誉。尽管对年轻后生态度过于矜重，史上还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诗流传，但无损李邕慧眼独具、辨才识能和胸襟宽阔，他善于聚拢后辈才学，赢得晚辈与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宝四年历下亭设宴雅集，与高适、杜甫、李之芳等纵饮畅谈，说古论今，让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佳句流传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阔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严的艺术格调，必然要适应盛唐书风变革的大潮，“通变”才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邕遍学北朝书家用笔之长，吸纳北方书体筋骨取胜的审美理念，为将来的变革做着各种准备，据粗略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间，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铭赞2品、书帖2部，书法风格个性突出，传承脉络清晰。李邕以碑颂、碑刻知名天下，并且是史上撰文碑颂数量最多的书家，深厚的碑学基础和帖学功底使其运指不落窠臼，显露纵势、奔突、荒率之生气，昭示初唐以来少有的艺术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赞其书法“北海如象”，清代冯班则称“李北海如俊鹰”，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摇抟风的行书艺术，喻之为象和俊鹰确然并不为过。（王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