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的仿龙泉青瓷鱼纹洗

　　伴随宫廷皇室绵延千年

　　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也就是说，龙泉青瓷至晚自北宋宣和年间起，就已进入宫廷的视野之内。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相信了解美术史的人对宋徽宗都不会陌生，其在艺术上的造诣及极高的审美层次，促使龙泉青瓷走向了更素雅的方向。

　　南宋时期，龙泉青瓷与宫廷的关系更为紧密。南宋都城遗址以及南宋六陵的出土器都表明了南宋宫廷日常使用中就有大量龙泉青瓷，如龙泉青釉葵口碗、盘，有些内底还印有“河滨遗范”四字，应取自《史记》“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或即以瓷来表宋室所承之正统。

　　元、明文献中均有记载处州（龙泉）奉命烧造青瓷的情形。《元史》有云：“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从实物来看，龙泉青瓷在元大都及四大汗国属地皆有出土。譬如，元察合台汗国都城新疆阿力麻里古城、窝阔台汗国都城蒙古哈喇和林城，均发现了龙泉青瓷碗、盘的踪影，而现伊朗和土耳其所藏的传世龙泉青瓷应来自伊尔汗国，东欧出土的龙泉青瓷碎片则应属金帐汗国。这些龙泉青瓷的种类大致相同，是以瓷器为媒介见证了元代中央政府与四大汗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至于明代官样龙泉青瓷，更是在中央管理体系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定式发展。《大明会典》有详实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目前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此类器物，其中，直径达六十多厘米的大盘最为吸引人，推测应作为祭器使用；另有执壶、壮罐等，与景德镇所烧青花瓷进行对比会惊奇地发现二者在器形、纹样上有着一致性，这些都说明了龙泉青瓷是明初御用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龙泉青瓷作为郑和下西洋所携礼物之一，承担了国家层面的对外交流之任，今冲绳地区（注：明时属琉球国）出土的官式龙泉青瓷即是其中一例。

　　至清代，龙泉地区烧造青瓷虽已不尽如人意，但是仍有诸多由景德镇御窑厂所烧造的仿龙泉青釉瓷器，说明宫廷未曾停止对此类青瓷风格的青睐，亦可视之为龙泉青瓷的影响在千年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