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辽画

　　夏捺钵的行宫毡帐设在山下茂草深处。盛夏时节，每至清晨或雨后，草叶上沾满露珠或雨水，行人涉草，下衣必湿无疑。因此，契丹人均着齐膝袍和长筒靴。北宋使臣沈括对此深有感触。他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短衣长腰[靴]皆便于涉草。胡人（契丹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契丹皇帝夏捺钵行宫）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胯皆濡（湿），唯胡人都无所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确能影响人的生活习俗，比如衣饰之式样。

　　秋捺钵开始的时间是在七月中旬。捺钵的主要内容是入山射猎，故称“秋山”是也。秋捺钵地点比较固定，从辽初至辽末基本都在上京道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一带的群山中。《辽史·营卫志》记载的具体秋捺钵地名为“伏虎林”。“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这说明辽朝庆州一带群山逶迤，河湖错落，林丰草密，人迹罕至，各种野生动物于此生息繁衍，是契丹人首选的秋猎场所。

　　秋天的野鹿，膘肥体壮，肉质最佳，所以，秋捺钵入山射猎，所猎最多的就是鹿。为了有效猎鹿，契丹人发明了一种方法，《辽史·国语解》称之为“舔咸鹿”。“鹿性嗜咸，洒碱于地以诱鹿，射之”。还有一种猎鹿方法称“哨鹿”，又名“呼鹿”，据说发明者是辽代的女真人。《辽史拾遗补》引《人海记》即云：“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但未详其法，今特志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这种猎鹿方法，此后亦为清代满族猎人所沿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以契丹皇帝为核心的秋捺钵团队，通过射猎活动，不仅获得了他们生活必需的大量肉食野味，同时，“秋山围猎”，也是契丹骑兵每年例行的一次大规模军演。辽太宗耶律德光曾颇为自豪地对臣下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这便是辽代前中期契丹铁骑驰骋于东北亚而战无不胜的一大因素。

　　当然，辽朝的秋天亦多事，谓其“多事之秋”亦不为过。例之一，辽朝有两位契丹皇帝，即辽景宗和辽兴宗均崩逝于秋捺钵之行宫；例之二，皇太叔耶律重（宗）元和他的儿子涅鲁古曾趁道宗皇帝秋捺钵之际发动武装叛乱，欲夺侄子之皇位；例之三，辽道宗的皇弟耶律弘世，于大安三年（1087年）七月下旬，随驾至黑山秋捺钵，因“残暑尤甚”不幸中暑，最终“宿疾暴作”而不治……

　　至辽代中后期，契丹皇帝的冬捺钵地基本固定在了上京道永州东南的“广平淀”（约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与通辽市开鲁县交界的西辽河下游一带）。冬捺钵的主要活动，除了召开冬季南北臣僚会议及“校猎讲武”外，还要接待北宋、西夏、高丽等“诸国”的朝贡使臣。以北宋为例，诸如苏颂、彭汝砺、王洙、王珪、王拱辰、王易等著名使臣，都是在“广平淀”冬捺钵行宫被契丹皇帝接见的。彭汝砺在其使辽诗《广平淀》“注”中，对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宫”有过细致描述：“单于（契丹皇帝）行在，其门以芦泊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其上谓之羊箔。”“宫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数百人，问之，多酋豪。”“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前谓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青花毡。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座”。北宋大文豪苏辙使辽诗《虏帐》亦对契丹皇帝冬捺钵“行宫”有过形象描绘：“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

　　冬捺钵活动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坐冬避寒。契丹人之所以选择广平淀作为避寒的冬捺钵行在，是因为这里有大片沙地，沙窝里冬季气温较为和暖。《辽史·营卫志》即云：“广平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