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为《晋祠铭》，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为谢周武王之子叔虞的神恩、宣扬唐王朝文治武功而立，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行书，酷似王羲之书风，原石现存山西晋祠。其二为《温泉铭》，是太宗为骊山温泉书写的碑文，原石已佚，拓片于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被伯希和掠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亦为行书，系太宗去世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所书。二块碑刻书风一致，相对而言，《温泉铭》较《晋祠铭》书写更为自由，字形姿态多变，起伏较大，用笔秀丽而不失遒劲。将此二碑与王羲之传本尺牍和《集王圣教序》中相同的字作比较，可以看到二者的相似性，足以说明王羲之书法对李世民的影响。

　　在中国书法史上，通常用篆隶楷体书碑上石，行书书碑十分罕见，李世民可谓第一人，这或许得益于帝王的特权，能够拥有天下最好的刻工为其刊石。从藏经洞出来的《温泉铭》唐代拓本，可以为我们逼真地还原出李世民行书用笔的状况以及那种滋润华丽的气象。

　　一位声名显赫的帝王，本来在中国历史上足以留下浓重的一笔，却偏偏又在书法上具有如此的造诣和影响，后来者或许除了宋徽宗以外，别无他人。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