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此难得可贵的古籍孤本，自然会引人侧目。

　　彭燕讲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得知此本之后，曾经找到李一氓，希望能将此本保存到北京图书馆。

　　作为一名四川人，又在年少时期多次流连于杜甫草堂的景色中。可以猜想，李一氓无论是对家乡的热忱，还是对这部古籍的考量，都希望它能回到风景如画的成都浣花溪畔。

　　李一氓获得此本后，请了当时的四川同乡和北京文化名人在上面题跋，包括朱德、陈毅、郭沫若等。

　　朱德在古籍上写下：“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后有“朱德”印。

　　郭沫若题写：“草堂诗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未见，殆是海内孤本，虽残卷，良可珍惜。藏之草堂，尤得其所，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

　　有了名人题跋，也指明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归处，“草堂先生”归成都杜甫草堂所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举世无双,寸纸寸金的海内孤本

　　多年来，文博界有着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纸一千，绢八百”。意思是，以纸为载体的文物，可以保存的年限不过一千年；而以绢为载体的文物，最多保存八百年。

　　这部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难能可贵。

　　“在李一氓先生发现这部古籍的年代，宋代刻本就已经是‘寸纸寸金’了。到了现在，这部书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彭燕说。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书家竞相搜求的宝贝了。“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句老话曾流布坊间。为何宋版书会珍贵至此呢？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繁盛，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但处于承前启后位置上的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并呈现出独具的文献学价值。

　　不少藏书家认为，世界上最昂贵的书籍，并非金箔、银箔甚至镶嵌珠宝的印刷品，而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宋版书”，这种珍奇的版本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形容。

　　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珍贵之处，并不仅局限于此。这部“存书无卷首，无序目可查，不知何人所辑。书体甚奇，虽有编年，不以年次”的古籍，并不见于海内外公私目录著录。

　　这就意味着，它是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普天之下，仅此一本，这部古籍作为杜甫草堂的“镇馆之宝”，可谓实至名归。

　　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杜甫是怎样写下那些不朽的传世名篇的呢？杜甫又是怎样来到这风光旖旎的浣花溪畔的呢？在享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闲适生活时，杜甫的心境又怎样呢？

　　也许，在如织的人群中，只有那本摆放在古籍陈列室中静默无声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才能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