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类文集、书画类书和书画资料中均无祝允明创作并题跋《仙山赋》的记载，而“陆五湖细楷书祝京兆《仙山赋》”这种说法又仅见于《江村销夏录》，所以《仙山赋》是否为祝允明所作，须格外谨慎。首先，《江村销夏录》所云祝允明所书《仙山赋》的内容，极有可能就是《仙山楼阁图》诗堂里的那篇《仙山赋》。在《式古堂书画汇考》里，《仙山楼阁图》收在第二十七卷，《仙山图》收在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七卷对陆师道所书小楷《仙山赋》全文过录，而第二十八卷对祝允明所书四十七行小楷《仙山赋》却“原文不录”。而《江村销夏录》的体例不录长篇跋文，因而不能获睹其所谓祝允明所书的《仙山赋》原文。倘若其内容与陆师道所题《仙山赋》题同而文异，按正常逻辑必会特别标注甚至过录原文，但书中并未如此。据此可以断定，祝允明所书《仙山赋》应该就是陆师道所书的那一篇。其次，《江村销夏录》关于《仙山赋》为祝京兆所作的说法，明显存在问题。遍搜古代辞赋总集，未能发现祝允明所作之《仙山赋》，即使他人的同题之作也一无所见。这些现象表明，祝允明极有可能只书写过而没有创作过《仙山赋》。

　　在今人整理的《历代辞赋总汇》中，有一篇署名“蔡羽”的《仙山赋》，其内容与陆师道所题《仙山赋》完全一致，亦即与祝允明所书完全一致。那么，《仙山赋》的作者到底是《江村销夏录》所载的“祝京兆”，还是《历代辞赋总汇》所署的“蔡羽”呢？蔡羽，“吴门十才子”之一，科第不畅，因居吴县洞庭西山，自号林屋山人。其一生诗文创作俱收入生前刊刻的《林屋集》，是考察蔡羽诗文的第一手资料。书前有蔡氏自序，序末落款时间为“嘉靖己丑”（1529），说明此书刊刻于此年。收录于此书第一卷的《仙山赋》，其内容与陆师道、祝允明所题仇氏、文氏画作上的《仙山赋》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早在文氏《仙山图》和仇氏《云溪仙馆图》《仙山楼阁图》完成的1544年和1548年、1550年之前，蔡氏《仙山赋》已经面世。无论是陆氏还是祝氏所题，均是对蔡氏作品的复写，并非著述。

　　关于这一点，文氏《仙山图》上祝氏的题跋亦可证明：“履约昆仲既得此图，邀余作赋。余讶其景意不凡，持难至今。雪后，将赴南都，冰坚不解，乃呵冻捻须。《上林》《子虚》，洋洋盈耳，其敢在下风？枝山祝允明识。”意思非常明显，文氏将画作赠予王宠兄弟后，王宠兄弟请祝氏作赋其上，而祝氏感于画作景象不殊，不敢下笔；又因为题写仙山的赋作已有名篇在前，再题已处下风。当然，这是祝氏对蔡氏的褒扬与尊重，其所谓“洋洋盈耳”的《上林》《子虚》，不过是用作比喻，所指显然是蔡氏的《仙山赋》。而其中提到的“履约昆仲”，指的是王守王宠兄弟。《明史拟稿·卷四·蔡羽》载：“羽门人王宠字履吉，少与其兄守字履约从羽学，居包山三年。”蔡羽是王守与王宠兄弟二人的授业恩师。

　　据此可知，祝允明并没有创作过《仙山赋》，但的确在文氏的《仙山图》上题写过它。祝允明将王氏兄弟二人的恩师、名士蔡羽的《仙山赋》工笔抄录于书画大家文氏的作品上，是情理中的事。蔡羽诗文俱佳，又与文氏早年订交，交游甚笃。蔡氏殁后，文氏志其墓，谓其“操笔为文有奇气……《林屋集》二十卷，殊为可宝”。王守、王宠得文氏《仙山图》是蔡羽卒（1541）后三年的事，考虑到二人对先师崇敬与怀念的心情，祝氏将蔡氏的《仙山赋》书于文氏赠予二人的画作上，不失为一种恰到好处的安慰；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文徵明以《仙山图》赠予王氏兄弟，也正是选取了蔡羽《仙山赋》作为画意底本的，而祝允明在接到王氏兄弟的恳请时，或许是读懂了文氏的作意，从而成就了这样一段艺苑佳话。

　　至于陆师道为何也在《云溪仙馆图》和《仙山楼阁图》的诗堂楷书同样的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皇明世说新语》谓“陆师道师事文徵明”，《苏州府志》谓“与之（文氏）游者，王宠、陆师道……”王宠与陆师道为同门道友，而蔡羽又是王氏恩师，这种复杂而亲密的师友关系，使他对蔡氏《仙山赋》的作意有深切的领悟，进而使其在与《仙山图》意境仿佛的画作上题写与之绝配的《仙山赋》成为可能。

　　至此，传世《仙山楼阁图》《云溪仙馆图》与失传《仙山图》上题写的《仙山赋》的作者问题、相关古书如《式古堂书画汇考》和《江村销夏录》中的讹谬问题，便昭然若揭了。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画传统的画题跋，隐藏着大量的有用信息，对研究和判断画作作意、作者交游、甄别真伪等，皆大有裨益。一幅画作往往碍于其创作的瞬时性，无法详言其来龙去脉，但题跋文字得天独厚的历时性与累积性，却能发挥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的荣光，这就是它的文献学价值。（刘树胜 刘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