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海上来的古代证据可真不少

　　章鸿钊先生曾根据“育沛”“琥珀”与英文“amber”，希腊文“harpax”的发音相近，推测琥珀的使用可能与古代早期中外交通有关。无独有偶，南宋初期周去非在记录了大量岭南地方风土资料的《岭外代答》中也记载了一个例子：“钦（钦州，今属广西）人田家锄山，忽遇琥珀……其人持之以往博易场，卖之交趾（即今越南地区），骤致大富”。这表明在岭南一带，当时已有很成熟的琥珀交易。到了明末清初，时人已记载琥珀以云南出产为上品，除此之外还有水珀，“闽广舶来”。这是琥珀经由海上丝路进口的直接证据。

　　故宫博物院学者许晓东就指出，在与琥珀珠饰穿连组成项链的各种材质的小饰物中，有的包含具有异域风情的小金饰。如广州恒福路西汉墓出土的一挂项链中，包含一颗多面金珠。多面金珠为舶来品，汉代见有数例，琥珀饰物与玛瑙、玉石以及具有异域风情或来自域外的小金饰、多面金珠穿连组合使用，从侧面反映了琥珀很可能与这些饰物材料一样与域外传播有关。同时，汉代的琥珀制品也外流到西域。阿富汗“黄金宝藏”墓出土了一件卧兽形琥珀饰，与中国境内汉墓出土的卧兽形饰如出一辙，同墓还见有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他认为，汉代琥珀坠饰,与来自域外的多面金珠以及很可能是外来的玛瑙、煤精、鸡血石、石榴石、水晶、钾玻璃等珠饰穿组成项链使用的情况， “当与汉代的海路贸易有关。同时，陆路贸易亦不容忽视。”

　　学者莫默、丘志力等也指出，从考古资料出发回顾我国古代彩色宝玉石的使用历史可以看到，彩色宝玉石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北方陆上及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及商品贸易有关。汉魏时期蓝色绿松石、青金石、红色宝石、珊瑚、琥珀、玛瑙，唐宋时期的红宝石、蓝宝石和托帕石，明清时期的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眼、青金石、碧玺和绿色翡翠。辽代建国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生活的契丹人特别崇尚琥珀，各地辽墓有大量的琥珀物件出土。

　　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部一带），是古代中国输入琥珀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唐会要 林邑国》载：“开元中，献琥珀”，说明当时琥珀也曾作为贡品。

　　明清时期琥珀使用大大增加

　　对于琥珀从海路而来的史实，许多文艺作品以各种形式记录下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内容，比如唐传奇《续仙传》中就记载，元和初年，有两个叫元彻、柳实的衡山人，乘舟浮海去探望各自的从父（祖父的亲兄弟的儿子），到了今天广西合浦县，遇到台风，“断缆漂舟，入于大海”。正在危难之际，得到南溟夫人（传说中的女神仙，居住于南海）派来的女仙的帮助，得以保全。临别，女仙将佩戴在身上的、“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的琥珀饰品交给他们，当作请他们去衡山来雁峰寻访她与“番禺（今广州）少年”偷情所生的孩子的信物。这当中有大量的海洋元素。

　　元代《黄文献公集》杨枢墓志铭中的一段记载表明, 元初可经海路由西域波斯进口琥珀，其主要来源地是忽鲁谟斯。这个古国位于今天伊朗东南部。境内有新旧两港，旧港为13世纪东西方通航要地，新港位于波斯湾口的岛上，14世纪初建成。忽鲁谟斯当时是欧亚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中国人从这里买到的琥珀，很多可能来自琥珀的主产区波罗的海。

　　莫默、丘志力等专家指出，明代是中国应用彩色宝玉石的顶峰。一方面，明代彩色宝石数量大，极大地超过了前朝应用彩色宝石的数量，各个等级的明代墓葬都有丰富的出土物。另一方面，彩色宝石在明代首饰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明代后期一些具有礼制意义的首饰如禁步、霞帔坠子开始使用彩色宝石，彩色宝石文化呈现出与传统玉文化分庭抗礼的角色。

　　明代彩色宝石的兴起源自于明初“郑和下西洋”这一政治外交事件打通了彩色宝石供应渠道。记述郑和船队下西洋事迹的史料记录了明人在西洋诸国采买宝石以及西洋诸国向明王朝朝贡宝石的信息。明代彩色宝石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输入，这种海外交流与贸易是由明王朝主动推进的，彩色宝石作为珍贵的舶来品也因此受到珍视而逐渐被吸纳到明代珠宝文化中。

　　明代究竟有多少琥珀是经由海路，特别是广东沿海输入中国的，记载不多，数量可能并不会很大。但这一时期，工匠们制作了许多精美的琥珀工艺品。

　　到了清代，琥珀是皇帝和下臣间赏赐、入贡的礼品之一。此时民间琥珀的使用也较前代普遍。琥珀的使用范围大大拓展,功能有所增加，尤以文房用品的出现为最大特色。著名广东牙匠黄振效、杨维占曾被乾隆点名承制蜜蜡暖手。蜜蜡是和琥珀性质很接近的一种材料。可知广东匠人当时在这一领域中的技艺，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