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文化守护的往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南大学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豫北豫东相继沦陷，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之路。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5年。1944年5月，日寇入侵潭头，制造“潭头血案”。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开封。

　　当年接到胡传林电话的那位河南大学的老师也并非不负责任，因为当时有关河南大学校史的图书中，没有任何有关抗战时期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载，更没有人听说过有块刻着校长和教授名字的牌匾。即便在最新版的《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中，也只出现了一次“商南”的字样：

　　“1945年3月，日寇发动了豫南鄂北战役，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陕西。学校吸取潭头劫难的教训，先派人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的图书、仪器等物品包装起来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行存放。随后，师生、眷属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住进由原河南大学顾问、时任河南同乡会会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捐款兴建的西北中学。”

　　但在河南大学李秉德教授所撰写的《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河南文史资料》总第57辑，1996年3月）中，却有两段有关河大师生在赵川镇暂住的记录：

　　“在荆紫关落脚不到一年，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大举进犯了。河大这次接受在潭头的教训，及早有组织地进行疏散。单身教师和学生很快地取道西坪镇，沿公路奔向西安；带家属的却不敢走这条路，因老弱行动太慢，怕会遇到敌人。学校决定：带家属的教职工都到陕西南境内的赵川集中待命，由秘书党玉峰去赵川为各家做安排。赵川寨里其实只住着一家大户，户主也姓党。党秘书原先虽与户主毫无瓜葛，但他就凭着这同姓的关系，与户主一家拉得非常近乎，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似的。这户主也很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各家。他听说河大当时要找新校址，就向党秘书表示，欢迎河大迁到赵川。党秘书婉言谢绝了。

　　“在赵川住了十来天后，学校派人送信说，河大已在陕西宝鸡选好新校址，要大家离开赵川，前往宝鸡。经过党秘书与户主的周密安排，河大这个家属大队就由党秘书带队，在户主所派的几名家丁带枪护送下，离开赵川，五天后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这里已走上公路，党秘书的任务完成了，各家可以自己解决行路的问题。从荆紫关到龙驹寨这段路程，骑自行车一天也要不了，但当时我们这个家属大队却翻山越岭，绕道赵川，走了几乎一个月。”

　　在河南大学陈宁宁教授所著的《抗战烽火中的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书中，对此段历史也有记载，并且提到了“赠匾”的缘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当时河大确实拿不出什么贵重物品来表达感激之情，大家想到了赠送一块匾额。党秘书请飞武乡长帮忙用银杏木做了一块高1.05米、宽2.28米的大匾，上刻‘维护文化’四个大字，每个字高48厘米、宽34厘米，黑底红字，庄重典雅，意蕴深厚。”

　　虽然当年胡传林、雷家炳提供的信息不是特别准确，但河大教师、家眷在赵川避难十几天，受到当地乡民的热情接待，并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的史实基本清晰，一段文化守护的佳话开始在河大师生校友中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