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8年，罗斯皮里奥西家族在罗马的一座教堂中举办了艺术作品展，展览囊括了众多老大师的绘画，却对当代艺术只字未提。这一举动让萨尔多瓦·罗萨颇为不满，他认为展览已故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这极大的损害了在世艺术家的利益。为此，他还专门组织了支持者绕城抗议。这种在如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的行为，却恰恰反映出展示、收藏与当代艺术家之间的微妙的矛盾关系，而这种“矛盾”在博物馆机制与语境中则显得更为尖锐和复杂。当博物馆开始进入当代艺术领域，裹挟其中的则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艺术家本身在这种影响下，一方面拓宽了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则由于博物馆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与博物馆产生了一种对立与合作的复杂的矛盾关系。

　　公共博物馆的出现不过200余年，但其本身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出现而出现的，真正作为“公共空间”的博物馆是不存在的。博物馆是一个批评机构，或者说是一种机构化的批评，展示什么、收藏什么、如何展示、如何收藏，这些选择都无可避免地带有着鲜明的权力态度。而对其所选中的艺术作品，博物馆则有着对这些作品加以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而正是由于这种对作品的圣化、维护、传播以及再生产的功能，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就不再仅以其本身的形式作为依据了，依据要从博物馆之中获得。这样一来，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就在进入博物馆之后被消解了，作品的意义由博物馆本身的意义生成机制所赋予，这是一个从文本到语境的转变；同样，“艺术家”这一概念在博物馆之中也随着其作品意义的重构而被重构，当代艺术家在进入博物馆之时，成为一个博物馆意义生成机制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艺术家”身份被博物馆所剥离了，成为另外一个共同体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