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博物馆的权威，艺术家们要对博物馆的这种强制性权威有所反抗。然而，艺术家对博物馆的这种意义生成机制的挑战，也正是博物馆所需要的。可以说，他们对博物馆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地承认了博物馆的合法权。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新的艺术家、艺术现象（甚至是那些反机构的艺术家、艺术现象）的出现与艺术机构的扶持、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这种艺术机构也就理所当然地包括博物馆。

　　博物馆是需要当代艺术家的这种挑战的，但这种“需要”在博物馆的语境之中则显得隐晦且复杂。随着市场的完善和画廊的发展，博物馆在艺术系统中所占的分量已经开始有所下降，这导致了博物馆在当代艺术领域中的鉴别力和权威性都遭到了质疑。博物馆成为一个在艺术现象、艺术批评和艺术作品发生之后的总结性场所。在这样的情况下，博物馆对当代艺术家的这种攻击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默许”的态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博物馆也依赖这种攻击和不满以获得下一轮的知识生产。在长期的发展下，博物馆逐渐选择将自身的权力因素掩盖起来，让它的意义建构和阐释合法化，并对当代艺术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容，但是这种包容的实质是再一次消解这种革命性，并进行新一轮的艺术作品意义重构和圣化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当代艺术家也需要博物馆这样的意义生成机制。博物馆一方面对当代艺术家和其作品进行着消解和重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艺术品的“灵晕”，让作品成为艺术。正是因为博物馆出现以后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观看艺术的方式，突出了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而减弱了其他因素，所以甚至可以说在博物馆出现之前，纯粹职业的“当代艺术家”并不存在。当代艺术需要积极的干预才能生存下来，而这种意义的消解与圣化，也成为一种当代艺术之所以可以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