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水墨发挥创造性作用，使之成为自主创新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凭借喜爱和珍惜就能奏效的。因为水墨书法的核心价值已在1600年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成熟;在三四百年前登峰造极(明末清初以徐渭八大石涛为代表的水墨画)。如果用传统的方法继续创作，超过王羲之和徐渭八大石涛的可能性很小。

　　而西方现代艺术的四次重大革命带来艺术观念的变化，吸收水墨和书法的因素进行杂交融合，利用中国水墨书法的核心价值取得重大成就，在抽象表现主义取得世界艺术史的明确地位之后，虽然只是浮光掠影的吸纳，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根据现代化的形式和任务进一步发挥水墨和书法的因素，很难摆脱落于后手，看似追随摹仿抽象表现方法的窘境，创新的余地已经被全世界现代艺术一百年的运动几乎占尽。因此，第三条就成为水墨促进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就是将水墨艺术中既不是传统的成分，又不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成分提取出来，使之激发和变化成为与“当代”直接关联的资源和能动力量，在传统和西方式的现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发展，开创出一种新的艺术境界。

　　水墨的素质实际上就是艺术的根本性质的特点。水墨作为精神的表达与寄托与西方传统的再现相对立。西方抽象艺术发展之后，是人们认识到作为一种人的图画，竟然可以表达有外表的视觉的力度和内在的精神这两种不同的方面。力是通过表面的形式传达的。这个任务经过西方第一种抽象(以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两个极端为代表)和第二种抽象(以抽象表现主义和极少主义两个极端为代表)，在力的表现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精神的显现却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远远没有完成。需要一种表面上似乎平淡、宁静、随意，而骨子里无限的深邃、坚韧、强悍，并且它不再是一种形式对于一时感情和动作的记录，而是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时代的素养的凝结和汇集。它不再是以一种简洁、明确的统一形式对一群人或大多数人的集体意识的统括，而是精细、微妙地留给每一个人在其间表达个性差异和人格状态的无限空间。它不是一个艺术家做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形式对于广大接受者的单向的诱惑和影响，而是由这件创作激起一次观看的遭遇，使得观察者从中不是受到给予和钳制，而是激发出观者自己创造的欲望和个人理解世界、参悟人生的积极状态，从而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作者”，而不是把创造性让渡给作者，成为“观众”。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笔墨”对水墨中的一种性质的期许和呼吁。在过去，以上对于“笔墨”的总结,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很大限制之下，很狭窄的范围之内，很少数人群中间的局部活动。然而这种将艺术作为每一个人可以运用的活动并且可以激发和寄托各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创造性的本性的活动，在世界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也正好发展到期待它出现以解决现代性所造成人性异化的关键时期。因此水墨可能就不单是一种过去曾经有过的活动，而今天的艺术问题是人的问题，是要透过一种艺术寻找到人类的基本生存问题和政治解放完成之后作为个人的本质的自由，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正是因为这种历史资源必须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即能成为这种道路的铺石和轨道，因此它才有在今天广泛推进的可能性和为广大的人使用的普适性。

　　我们现在讨论的水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第三个问题。这才是水墨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真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