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在上海

　　　　中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还是近百年来的事。清末民初，新式博物馆来到中国。

　　随着晚清国门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出国考察，他们既有民间商人、学生，也有官方的驻外公使、参赞等。

　　如果说早期出国的中国人逛博物馆更多抱有一种猎奇心理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博物馆就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缩影和象征。

　　晚清思想家王韬在游历过大英博物馆后曾写道：“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漫游随录》）指出了博物馆对于公众教育的应有之义。

　　近代战争的失败与耻辱，使得国人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博物馆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国人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想象。晚清报刊上开始出现这样的观点：“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读书”，如果开设博物馆，就可以“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但问题是博物馆纵有千般好，却要花很大代价出国，才能一饱眼福，要想真正使本国人受益，长久之计还是得想办法建设中国本土的博物馆。

　　与大学、医院等很多现代公共空间一样，中国本土的博物馆最初也是外国传教士引入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自然类博物馆，藏品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年以后划归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其他如英、美、日、俄等国也都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类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