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的由来

　　据策展人介绍，此次展览名称中的“新月”，取自成立于1923年的文学和政治团体“新月社”。这个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为主要成员的群体，推崇相对自由和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创作和讨论，追求技艺和形式的先在性，与左翼阵营倡导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1949年之后，“新月”的声音逐渐成为潜流和低音，只能在社会主义主流美学中提供差异化的形式语言。赵文量和杨雨澍和新月社并无直接渊源，但他们的创作迥异于在当时国有体制下政治性的审美立场和艺术语言。他们以色彩作为核心，通过自学、交流和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更多地偏向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运用，开创了非写实，抒情唯美的个人化艺术风格。这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探索精神和非凡的勇气。在此，隐没于时空的“新月”构成了两位艺术家艺术人生的隐喻象征。

　　整个展览分为三个展厅，其中二层为主展厅，策展人苏伟、冯兮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内部的一个切片（50年代）”，“抒情小夜曲”，“两所美术补习学校”和“从写生到写意，从现代到古典”几个部分，试图将两位艺术家的个案置于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既概括了艺术家几个重要艺术时段，大量文献资料也便于观众了解艺术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主流艺术思潮对艺术家艺术演变的影响。展览并没有将两位艺术家简单的以与官方美学二元对立的方式呈现，而是真实呈现了他们受到时代影响的各类作品。

　　早期的艺术风格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内部的一个切片（50年代）”段落中，聚焦于50年代中国官方推崇的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美学，其中博巴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美学已经提供了非苏式、更为偏重形式化和色彩的艺术形式。“两所美术补习学校”聚焦于两位艺术家短暂的美术教育经历。两位艺术家的简历中都提到，在青少年阶段他们都曾经报考过中央美院附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因此他们曾在北京熙化美术补习学校和北京市青年美术补习学校的历史。两所学校当时都是业余学校，他们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教学束缚，反而在学习期间开始接触到了一些现代美术的信息。

　　这两个展区中，观众能看到赵文量的几幅具有典型苏式学院风格的风景和人物作品。其中浓郁田野风情的“大树麦田”、描绘戴红领巾小女孩的“侄女”和绘有苹果和白碗的“一穷二白”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赵文量已具备扎实的写实技术和能力，在学院经典题材上处理的游刃有余，同时偏重色彩，追求形式美学的端倪已经开始浮现。

　　赵文量自述这段经历时，感叹当时去学校呆了半年，甚至当上了助教，但觉得没意思，最后就放弃了。

　　多元、抒情、唯美的艺术风格

　　虽然很多人将赵文量和杨雨澍的创作称之为“印象派”或“马蒂斯”，但身为自由画家，他们不拘泥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表现。尤其在当时官方权威化、标准化的苏式美学下，两位艺术家更多地出于天性，朴素自然地追求与学院写实距离更远的技法和绘画因素，摸索出更为自由、多元、唯美和抒情为特质的艺术风格语言。这与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界兴起的抒情思潮有一定关联。在赵文量和杨雨澍的创作中，即兴写生、色彩和形式平面化美感的追求是他们的一个永恒的追求。这和当时学院推崇的大型主题化创作、具象立体的美学风格大相径庭。

　　在今天的艺术界，唯美和抒情早已为某些当代艺术家不屑一顾，但在60至70年代中最严厉的政治时期，形式美感的追求经常遭到打压和排斥，在当时无论是体制内艺术家还是民间绘画爱好者的尝试都要冒着相当程度的风险。

　　赵文量和杨雨澍是名副其实的绘画人生，从青少年时期习得绘画之后，从此风雨无阻，几乎没有放下过画笔。早年他们在北京的玉渊潭、紫竹院、八大处等公园写生，后又多次去外地写生。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对景写生，也有部分室内创作作品，虽然在2001年一次房间水管崩裂，水淹上千幅作品。但现存作品数量仍然非常庞大，此次展览作品只是他们藏品的冰山一角。

　　在一层的展厅中，展示了赵文量和杨雨澍各自独立的展览空间，同时也保留了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作品及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历次无名画会的展览代表作品，04年在美术馆的双个展和06年高名潞策化的展览文献。

　　赵文量具有高超的绘画能力，画面很薄，笔法精妙多变，用杨雨澍的话就是“很活”。他常常寥寥几笔就能描绘出一片萧瑟的树林、春日和煦的花园或一位妙龄少女。但他不拘泥于固定风格和事物，常常根据即兴感受来灵活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处理画面。他甚至创作了一种简笔风格，在展览中的“遇罗克”像和一幅风景中，画面大量留白，只以线条勾勒出物象的外形，仿佛是中国白描的再现。

　　他的肖像创作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模特多是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青春年少，眉头微蹙的“杨雨澍”侧面像，还是温雅凝重的“诗人徐亚筠”像、色彩绚丽的“刘海粟”像、平静圆润的“王森然”像。赵文量赋予了画面各自独特的面貌。

　　令笔者印象尤深的是他在80年代初期所绘的母亲系列作品。赵文量的母亲在80年代初期身患重病，身为孝子的赵文量义不容辞的照顾久卧病榻的母亲，为此他整整五六年时间没有画油画，但这期间他绘制的小幅母亲像，以强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憔悴不堪的母亲形象，令人想到了柯勒惠支和席勒的素描作品所达到的表现力。

　　赵文量还有一个习惯是在纸本绘画的背面记述自己当时绘画的心得体会，在地下一层的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在玻璃板的正面的画面和背后的文字。其中，在一张黄昏下的树林的小画背面，他写到：“68年，玉渊潭，孤寂一人，失业后，在北京除去画和画友，我几乎整天处于孤立之中。”

　　杨雨澍的风格与赵文量近似，但他的作品更为厚重，用笔果断有力，用色大胆响亮，杨雨澍有一种典型的厚重轮廓的画法，在他的那幅经典的自画像中体现的最为强烈。蓝色的背景衬托着厚厚的白色毛衣，又粗又重的线条勾勒出青年杨雨澍魁梧的身材，浓眉一笔而成，酣畅淋漓。比起人物画，杨雨澍更喜欢风景，他始终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美学情有独钟。这在八十年代一系列非写生的静物和风景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脱离了外光和具体细节的作品，笔法纵横，气脉充盈，大气磅礴。具有中国书画金石的表现意象。

　　值得一提的是，杨雨澍多才多艺，不仅善画，而且木工手艺极为纯熟。在地下一层的展厅中，陈列了他手工制作的一大一小的两个画箱，无论是木板和金属片都制作的精密严整，仿佛是美术商店出售的产品。展览中的有些具有浓厚古典气息的外框也是他用废旧的窗框木材制成，窗框天然的色彩和画面相得益彰。

　　在三层展厅中，展陈的赵文量和杨雨澍的作品大多具有信仰和象征性作品。有些作品有某种内在隐喻、幻想和梦境的意味。在一幅名为《彼岸》的画中，黑色的地面上一条淡蓝色的路笔直地通向布满彩虹的天际，近景是两只白色的鸽子。在笔者眼中，这张色彩鲜明的小画就是他们毕生追求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纯粹艺术的完美象征。

　　本次展览将展出至2018年7月1日，展期内相关文化讨论将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