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央自然博物馆外观。李晞/摄

　　青少年学习生物的第二课堂

　　上世纪60年代，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就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那些古老的化石像支奇妙的画笔，给参观者绘出一幅生命发展的历史长卷。（1961年6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漫游在五万年前的世界上——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陈列室参观记》）

　　北京市许多学校把这里当作生物教学的第二课堂，馆方也积极配合各学校生物课程的直观教学。据1965年7月15日本报报道，两个月时间里，该馆先后接待了140所中学35000多人次的学生。

　　在科学的热潮中，本报也成为了自然博物馆的科普阵地。读者马小辰写信询问：“报上刊登过不少发现古代生物化石的报道。这当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不过，我不明白，研究这些东西，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此，北京自然博物馆古生物组以近千字的篇幅在本报刊文作了详细回复，其中提到：“研究恐龙和其他生物化石，不仅有趣，而且很有意义……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着不同的生物，通过生物死后变成的化石可以了解古代的地理、气候等自然面貌，成为沧海桑田的见证人。研究化石，还可以证明，生物是进化来的，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例证……”（1965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研究恐龙有什么用？》）

　　那个年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大众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但对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博物馆总是认真作答。这类科普文章也长期占据着本报的重要版面。

　　1980年12月，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涌进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只为一睹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5具古尸。

　　在“古尸展览”大厅正中，玻璃棺里陈列着两具仰面朝天的古尸。这两具古尸形貌清晰可辨，体肤完整，须发如初。据考证，这两具古尸是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凌江将军”和他的妻子。（1980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看新疆古尸展览》）

　　自然博物馆展出古尸，当然不是为了猎奇。对古尸的研究和解剖，对于人的发展学、各族人民共居的历史、考古及尸体保藏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这些科学知识及意义需要向公众普及：“干尸即木乃伊，主要是由于干热和空气流通的环境或高度密封棺，使之缺氧形成的，其特征是周身皮肉干枯贴骨，肚腹低陷，这次展出的5具古尸便属这一类……”

　　1982年10月，自然博物馆又推出古尸展览“重头戏”——首次发现的九百年前的契丹人！与上一次的5具古尸不同，这具在内蒙古出土的契丹女尸给科学家带来许多新的重大发现：头戴鎏金面具；全身穿着完整的铜丝网络；完整的女式发型……（1982年11月4日《北京日报》2版，《“她”是九百年前的契丹人》）

　　事实上，辽代契丹族的出土物公开展出在我国是第一次，而这个第一次便给了北京自然博物馆。此外，还有许多当时在国内独一无二的展览陆续设在这里，可见自然博物馆的地位之重，观众号召力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