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任职于燕大图书馆期间，因采购古籍需四处奔波。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国内军阀纷争，国际上更有诸多列强明目张胆的伺机蚕食其领土和国家利益。在各地书肆能见到的古籍少有善本，顾廷龙接洽收购的大都是前清或民国的藏书大家。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与时局动荡不定的双重胁迫下，藏书家们不是人物凋零，就是举家欲移民国外或迁往上海或天津等大城市中的租界，以求一时之安宁。如章珏的藏书捐赠给燕大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很好的归宿。那些家境差的，子嗣又不堪的，迁居时就将家藏古籍如萝卜白菜般贱卖。顾廷龙能以低廉的价格为图书馆收进善本书是好事，但他又为中国的典籍被时代与原拥有者抛弃感到心痛。顾廷龙秉承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不忍中华典籍遭日寇肆意掳掠或焚毁，毅然辞去燕大职务，举家南迁上海。

　　尽管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景葵读了顾廷龙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为之折服，力邀顾廷龙来沪，并和张元济、陈陶遗、李拔可等人取“众擎易举”之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以资保存亲朋好友的藏书不至流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顾廷龙接手时，位于上海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界处的合众图书馆旧址内书报杂志沿墙堆放，尚不具备对公众开放阅览的基本条件。作为总干事，顾廷龙对合众图书馆主体的一幢三层楼房作了调整，将两端设为书库，中间是阅览室。顾廷龙从不以总干事身份出现，而是隐身在工作人员间，从第一排书架的第一册书籍开始整理。

　　“孤岛”时期的上海，币值暴跌、物价猛涨，严重影响了办馆计划的实施。顾廷龙只好因陋就简，顽强坚守阵地，许多事情亲历亲为。顾廷龙的行为不仅感动了上海知识界，也感动了上海书肆的从业人员。当时福州路旧书店的店主们要是收到了什么宝贝，都会先送到合众图书馆，让这里的藏书家掌掌眼。顾廷龙通常会跟对方约定，借阅一个晚上，通过细节比对，把好版本的内容过录到自己的图书上。尽管当时也有爱国人士资助，但合众图书馆购书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为了将购书的钱用在刀刃上，顾廷龙决定手书上版。顾廷龙后来养成的习惯是晚餐后伏案抄书，马路对面有个舞厅，等到后半夜舞厅的乐曲停下，他才收笔休息。如此这般，一个晚上能写大约3000字的小楷。

　　在顾廷龙热爱古籍，视古籍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格魅力影响下，合众图书馆会聚了大量江南藏书世家的藏书，吸引了众多学者，成了继东方图书馆之后又一个上海文人的探骊之所。张元济、叶景葵达到了当初礼聘顾廷龙的目的。顾廷龙在图书馆的治理中，主张图书馆员与专家学者之间应该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对于那些真正来做学问和求知识的年轻人，顾廷龙总是积极相助，没有半点私心。“小叩小应、大叩大应，有求必应”，这是读书界给出的顾廷龙主政合众图书馆期间的佳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