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的朋友一致认为，若顾廷龙当初只管埋头做学问，占有的文史资料可谓得天独厚。但顾廷龙秉承“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给读者提供服务，一生兢兢业业，乐此不疲。据记载，合众图书馆尚未正式向公众开放，读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登门求索，有的来信咨询。前者如钱钟书、顾颉刚、郑振铎等，后者有陈寅恪、聂崇岐、向达等。蔡尚思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他在治学道路上受惠于“合众”。胡适研究《水经注》亦得到了“合众”与顾廷龙先生的帮助。常来看书的则有胡适、秉志、钱钟书、马叙伦、于佑任、顾颉刚、冯其庸、蔡尚思、章鸿钊、林志钧、刘恒、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等海内外硕儒，合众图书馆亦成为抗战时期海上名流一个荟聚之地。

　　无论业已成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喜欢文史研究的普通读者，顾廷龙都诚恳接待一视同仁。像冯其庸、黄永年曾为写大学论文而来，黄宾虹、陆维钊、刘厚生在此收集过资料，用于专著的编写。这些读者中不乏篆刻家印学家，因顾廷龙为人好且书法好，他也加入了西泠印社。

　　顾廷龙一生所收集的图书不知凡几，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人们也许不知道，解放前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保护了大量革命文献。其中有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工会基本组织》以及1920年8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品。解放前，他在合众图书馆时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国民党政要陈群的旧物，他们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而发愁。当时，收藏这一类书刊让国民党当局发现了是有杀头危险的。顾廷龙凭一种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这一批文献的重要性。他马上与对方联系，用合众图书馆刊印的一批图书与他们交换，终于收藏到这一批革命文献。为了避开特务的搜查，他们将这一批文献秘藏于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相接之处。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派人到上海搜集革命史料。见到这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十分惊讶，大喜过望中称赞顾廷龙先生真有远见。

　　顾廷龙接手“合众”时书籍资料还堆在地上，到1953年6月，合众图书馆将全部资产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时，已拥有馆藏25万册图书、15000种金石拓片。顾廷龙和合众图书馆的同仁筚路蓝缕，十余年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