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傅山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因而对于文化的理解上自然存在差异。傅山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身为遗民，多次参与反清复明之义举。他与新建立的清王朝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他的心中有不快，有愤懑，因此需要借助于书画艺术来排遣之，发泄之。傅山喜好奇字、狂草，以奇、以狂来发泄、排解心中的愤懑与块垒，因此他的书法常常刻意以奇字、怪态示人，这与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画风一样，他们以独特的姿态表达了心中的失落。傅山早期作品中有很多造作之处，正如他论王铎书法时所云：“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王铎、傅山的造作正是对巧媚习气的矫正，这反映了明清鼎革之时的文人、艺术家的文化心态。徐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他的心态是乐观进取的，是积极向上的，因此先生虽然取法傅山，但他对于傅山的奇字、怪态一无所取。这从表面看来只是书法技法的认识问题，但却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心态。傅山的奇字和怪态无法引发先生的共鸣。先生更乐意以刚健、爽朗、积极的面目示人，这是先生书法风格取法傅山而又区别于傅山的原因所在。先生弘扬了傅山反对巧媚，崇尚真率、自然的精神，借鉴了傅山气势博大、笔力雄强的一面，而舍弃傅山早期作品中“极力造作”的弊端。先生对古人的甄别和取舍中可见他的学习方法与书学见解，对今天学习书法的年轻人仍然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