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新亦对王光烈“穷而后工”一印,颇有研究。究其章法:“而”与“工”字,均居于印之下方,然“工”字小于“而”之高度，否则均齐。“工”与“而”之均齐,便使“穷”与“后”亦均齐,致使全印流于呆板,而失之灵动。“工”与“而”之不均齐,造成“打一子而活全局”的生动之妙。细研此印之刀法亦不类前贤。虽亦为双刀入石,但刀与石之角度颇大,除疾徐变化外,刀身摆动亦很大,致使棱角之处外圆内方,边栏处在“工”字处下稍加破损,而压缩“工”与边栏之间布白,故衬映“而”字下面大面积布白,形成对比。全印从字划至边栏朴茂盎然 ，浑古一体。此印有跋，云：古人谓 “诗，穷而后工，余治石亦然，同道以为如何？” 此方作品及同期很多作品虽于汉之白文有所借鉴,然已不囿于汉,而为之脱颖一变，并已与江南之“皖浙徽”等诸派亦不相类,字形结休与刀法运用一并有所突破。

　　周维新谈到王光烈的艺术与他的收藏相得益彰。汉印于关外北地颇不易得，然王光烈所藏有数百钮之多。三代彝器及拓片，名碑精拓，玉、竹、木、牙雕工艺品，名家法书绘画之精良者不乏其存。王先生广收古钱币，所藏皆未见前人谱录。其藏泉积三十载，不惟其备，而惟其精，蔚为大观，曾手拓藏泉四巨册行世，曰：《希哲藏泉》。足见王先生收集之功，博学精鉴之学识。

　　王光烈上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取民族传统艺术形式之精髓，集于印石之中。他自云：“吾生虽晚，而玺印、碑版出之日广，钟、鼎、彝器真本滋多；书契、陶器古所未见，并以助我者何限？复承各派，竞进之后，取长弃短，益我又至无穷。”观其所得成就，以度其谈论，毫无浮夸、不谦之词。

　　周维新详细解析了王光烈早年的印蜕，从中得见其精临古玺、汉印数百方之多，均能各臻其妙。所刻白文印，其中很多虽直取汉法，字划锋藏而内含，宽博恬静而富于变化，均衡之中透出庄重，不仅于汉印中有所借鉴，且能参以己意及他人之意。他不仅承袭秦汉，而亦吞纳前辈之精英。曾刻“私淑一赵，服膺二吴”一印。此印跋中所示：二吴即吴昌硕、吴熙载， 一赵即赵之谦。其粗笔巨印或玉筯小印，均能深见气势。以篆法入印，颇见开阖，确是“铁笔”。他主张“篆”与“刻”并重。先生云：“吴缶庐以石鼓文入印，其见长之处，在于长于孳法，其用刀浅入，故古拙粗当，即以晋人制印之经验言之，亦以篆、刻并重为是。”

　　王光烈的艺术人生生动写照了艺术长路如不能借古鉴今、旁征博引，搜尽奇峰打草稿，便不会达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