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乙、王合内《王临乙、王合内侧面头像》（石膏浮雕，1937年）

　　王氏夫妇是否认为，汉语和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呢？他们每天都在用这两种美丽的语言，进行交流。交流生活，也交流艺术。

　　“我们老了，做雕塑做不动了，那是要用力气的。”王先生略有伤感地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为北京搞一个大雕塑，但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还想重拾画笔，画一些画，但，毕竟上了岁数，手有了发颤之疾……

　　他们的新居，像个小小的美术展厅。四周，有王先生60年前画的风景油画，有青铜少女头像，有大型浮雕《民族大团结》的照片；有王合内女士的雕塑《猫》和《豹》，还有他们的朋友吴作人先生画的王夫人像，她是那样的年轻。

　　桌上，有一大捧红玫瑰。前几天，她刚刚过了82岁生日，那是朋友送的。“再过几个月，王先生就86岁了”王夫人轻声地说。

　　楼上的电钻声，仍然刺耳不停。楼道里的气味，经久不散。从后门出来，跨过碎石乱砖，是校尉胡同。前面，是台湾饭店；右边，是王府饭店。往左拐，穿过王府井，不远处，即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入云，八块精美的浮雕，再现着风云历史。其中，《五卅运动》即是王临乙先生的不朽杰作。

　　1994.4.25  

　　徐悲鸿改变了王临乙的一生。

　　王临乙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是在一九二六年，由徐悲鸿的丈人蒋梅笙介绍。至于王与蒋是如何相识的，已茫然难考。当时，王临乙就读于上海美专，师从李毅士。

　　徐悲鸿第一次见王临乙，对其人其画都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才有之后携王临乙去江湾画室同访陈抱一之行。此行留下了照片，18岁的王临乙在画面中似乎和其他人保持着疏离，与徐悲鸿、陈抱一、丁衍庸等人的从容相比，王临乙的局促令人印象深刻。两年后，徐悲鸿回国，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即召王临乙赴宁学习，不仅住在徐家，还负担了王的生活费用。

　　蒋碧微在她著名的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对王临乙在文字上是吝悭的。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长黄孟圭之邀赴闽，王临乙是徐所带的惟一助手。不知何故，携子同行的蒋碧微却只字未提及王临乙。此番闽省之行，对王临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行中，徐悲鸿尽力争取到两个公费留法的名额，给了两个得意的学生：王临乙和吕斯百（1905—1973）。对徐悲鸿而言，一九三三年在法国的中国画大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已经在法留学经年的王临乙此时成为徐悲鸿得力的助手，鞍前马后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这一切，也被同行的蒋碧微一概略过了。经过细读，发现在《我与悲鸿》中，王临乙的名字有几处出现，但都是潦草一笔带过，并无情节。

　　留学法国，是徐悲鸿再一次为王临乙的人生之旅设定的方向，他甚至“武断”地决定让王临乙转学雕塑。王临乙与吕斯百是不负所望的，这一点可从与其同期留法的常书鸿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一九三五年春，王临乙一毕业即束装回国，抵上海，多往来南京徐悲鸿家。其间为谋职奔波，也参与了孙中山纪念碑和头像的创作。他必须要尽快谋得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才能迎娶远在巴黎的心爱姑娘。

　　在《学院与艺术：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展》一书中，曾影印披露徐悲鸿早年致吴作人一信，年份未署，月、日为八月廿七日。信中有“雕刻家中，开渠甚好，此往将无时不在奋斗中”句，对当时已在抗战题材雕塑上崭露头角的刘开渠给予了好评。紧接着，徐悲鸿写道：“临乙懒惰，且不读书”，显然是对王临乙的批评，令人讶异不已。再后，还对沙耆出国后画风转变略有担忧。

　　吴作人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偕夫人李娜回国，不久即应徐悲鸿召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五月，徐悲鸿与蒋碧微矛盾难解，适遇桂系召唤，索性远去了广西，直到次年九月初才回到中央大学。故此信当为徐悲鸿在此两年中所写。被徐信中批评的“懒惰且不读书”的王临乙、被表扬的刘开渠都是吴作人的朋友。至于沙耆，自一九三四年从徐悲鸿学，一九三七年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投入巴思天教授门下。巴思天，正是吴作人当年的恩师。现在讲及沙耆，几乎皆云是由徐悲鸿介绍赴比深造的，但选择巴思天，吴作人肯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系此一细节，或可将此信写作时间定位在一九三七年。

　　徐悲鸿对吴作人直言议及王临乙一事，可以视为先生对弟子因为“爱之深”而产生的“责之切”。王临乙归国之初，之前的刘开渠（杭州艺专）、吕斯百（中央大学）俱已担任了教职，稍后回来的吴作人也立即被延揽至中央大学，而此时王临乙的工作仍未有着落，其对远方姑娘的系念和承诺无法兑现的心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可能被徐先生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