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前

　　一九三六年秋，王临乙由徐悲鸿推荐到北平艺专出任雕塑系教授。该年底，即匆匆赴法，依照约定迎娶了美丽的新娘。新娘至此随夫改姓：王，并以名字Renée的谐音汉译：合内。次年二月，两人同返北平。

　　此后八年，国破山河在。王临乙夫妇紧随北平艺专一路流亡，直至重庆才歇住了脚。一九四六年，徐悲鸿函请王临乙、吴作人一起赴北平重建艺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王临乙担任雕塑系主任，更因行政能力兼任了总务长（吴作人为教务长）。

　　一九五二年，王临乙被指有贪污行为，在职务被一并撤销的同时，还被隔离审查数月。此间，遭遇“逼供信”，以致曾两度自杀。王合内闻讯后，向重病在家的院长徐悲鸿申诉，后由徐抱病向美院上级部门文化部反映，经仔细核实后解除了对王临乙的审查。副院长江丰在全院大会上正式通报宣布王临乙无贪污问题，并予以致歉。但其原有职务并未恢复。一九五三年，王临乙受命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浮雕主稿。同年，徐悲鸿病逝。

　　据说，一九五二年后，王临乙性情大变，往往沉默寡言。不知是否可以说，此也“因祸得福”，沉默寡言的他，由此避过了后来的运动。而延安出身的江丰，则未能躲过，成为美术界当年的一大新闻。王临乙、王合内先后于一九九七年、二零零零年殁去，无子女。家中物品种种，不知如何处置？前几年，网上偶现王临乙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与江丰的谈话记录稿，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我没有贪污”字样，不时出现。

　　洋溢胡同有数处房屋，曾是一九四六年时的艺专宿舍，王临乙夫妇住17号，14号住过吴作人、李宗津和宋步云（一说沈宝基）。47号住着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一干人等。那时，吴作人还在单身，直到两年后与萧淑芳结婚才搬去水磨胡同49号。王临乙、王合内在此时期，买下了35号小院，此后便一直住在洋溢胡同。一九九四年夫妇俩将洋溢胡同35号188.3平方米的住房和200平方米的院落产权一起捐给了中央美术学院。

　　王临乙是上海人。照理说与我有同乡之谊，但我们一直以普通话交流。在王临乙的各种文字中，对王的家世罕有涉及。只知道出身中医世家，在考入上海美专前，曾就读于上海求实中学。上海老城厢近老西门的文庙路上，确曾有过一所求实中学，不知是不是王临乙求学过的那一所？

　　洋溢胡同35号肯定洋溢过欢乐，也曾弥漫过悲伤……和痛苦。随着两位老人的告别，35号小院和洋溢胡同渐行渐远。大约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新世纪来临之前，洋溢胡同也寿终正寝了，从北京地图上彻底灰飞烟灭。

　　煤渣胡同的新居虽说新房子，但在我的记忆里总觉得是幽暗的，许是窗外的高树遮挡了本该登堂入室的阳光。屋子里似有暮气在缓缓流动，最仿佛是晚春无力的风紧贴着将凋未谢的花瓣。暗香既已散去，但仔细地嗅，仍能觉着微微的近乎腐朽的醉意。初闻之，醺然，再闻之，醺醺然矣。墙上，挂着一张吴作人在年轻时给年轻王合内画的半身油画。人生的长文章，跌宕起伏，此时即将收官。王临乙和王合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雕塑作品，散落在房间的各处，如同那文章中的一群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省略号等等，表达着迥异而丰富的情感……那一天，是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春光佳美，甚。2019.5.22   

　　王临乙谈艺录

　　绝不是一件小型雕塑按比例放大了就可以成为大型雕塑，正如同把一所小型房屋式样的建筑按比例放大，不可能成为一座好看的大厦一样。它们是不同的体裁，处理手法、表现技巧也都是各有特点的。一般说来，小型雕塑比较更重视细部的处理和生动性，而大型纪念碑雕塑概括性和“建筑性”(浑厚稳重的整体感、大的组织结构、大面的处理等等)往往显得更重要，也更要求思想的深刻。为什么作为小型雕塑很好的作品，放大了完全可能十分难看?因为按比例放大之后，小型作品的细部处理和生动性等长处不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短处却突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因而不能很好地表达。反过来，小型雕塑用大型纪念性雕塑方法来做，也不尽妥当，在有的情况下容易流于一般化。

　　擅长小型雕塑的人也不一定同时擅长大型雕塑，反之也一样。比如罗丹，就特别擅长做架上雕塑，布尔代尔就擅长做建筑性的；两人的风格也全然不同。当然，这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互相排斥的，还有种种例外情况；我们也完全需要提倡“一专多能”，多学些本领。但这里面确有区别，有“专”的问题。如果区别没有弄清楚，在做小稿子时，以及从小稿上审查决定时，也就不能很好考虑做成大像后的效果。我们曾会有过这种情况：在小稿时看觉得很好，制成大件作品，却使人不满意。尽管在主题、内容、思想性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做成大件效果不好，放出去不受看，作品仍然是失败的，也造成损失。一件大型纪念性雕塑放出去看的人多，影响也大，应当分外慎重。

　　——王临乙《谈大型雕塑和建筑上的雕塑》（1959年）（吴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