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艺术构思的激变，来自整体思维的转向。近些年，我一直在反省艺术环境与传统性、当代性及个性的关系。当今美术领域，有些创作缺少艺术理念和逻辑的展现，同时局限于所谓纯粹、唯美等模糊的感觉，创作灵感基本来自对形式的敏感，缺少与社会人文的直接联系，导致创作形式虽变化丰富，观念和意义却单一乏味，艺术语言也失去真实性。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创作者的使命，传统应该是一个体系，但如今创作者大多孤立地强调感悟，加剧了问题的模糊性，所谓继承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样式的借鉴，而非具有文化属性的精神和观念的传承。对传统的继承，应以理性、多元的观点不断接近精神本质。艺术一直在寻找探究本质的不同角度。这是艺术家和艺术存在的价值，也是我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整理历史与文化的有效方式——带着“问题意识”创作，会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在遇到瓶颈后，我重新开始自主的艺术思考。古代历史题材的创作，由于其人物和背景与现实有时空间隔，很容易走入空洞、模式化的套路。我极力避免将孙子做成特征模糊的偶像，重在探索历史人物的客观性表达与创作者艺术个性的融合，努力让作品释放史诗的况味，并将其转化为明确强烈的视觉语言，而不是符号的堆积。作品的生命力和触动观众的因素，也在于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

　　在放弃大型、纪念性的艺术形式后，我选择有寓意场景的营造方式，以引导观众进入情节，又以特别的视角来表现更多引申的含义和特定个性，强化其内在信息张力，同时构造形体张力。《孙子兵法》博大精深，我在研读繁杂史料信息的同时，专注于捕捉其核心思想以及与之对应的艺术形式。艺术家应该在理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退远式观察，更多地在时代背景中揣摩人物的思想，并从整体历史和文化范畴理解“兵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