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比松画派不像后来的立体主义或者达达主义有派系的自觉，后世对他们的追认与归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创作地点、风格方式与精神的共性追求上。巴比松画派得于地名，它是当时艺术首都巴黎南边不远的一个村落，但是艺术家“逃”到了那里，向巴黎输出了一种新的绘画精神，改变了我们现在看巴黎的眼光，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路径，甚至可以说巴比松画派是现代艺术的胚芽，一切后世的派系爆炸分流都离不开这个坐标。那么，巴比松画派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广义地看，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有柯罗、卢梭、杜比尼、米勒等在巴比松森林里创作过的画家群体，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人格与风格，而狭义的巴比松画派是指他们创作中都有的田园景致。这些风景的特点都是有意绕开城市人文，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种陶渊明的诗中之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谓“真意”，是古今中外任何绘画流变的“太阳”，艺术，是“真”的卫星。

　　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的建设都围绕着排除不可控的干扰，要求一种非常的秩序来满足不得冒犯的体面与操控感。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绘画缺少生动天然而显得矫揉造作，法国的艺术，特别是巴黎的艺术被久久困于此。

　　所谓“反者道之动”，艺术潮流的一种特质就是扬弃过往，而这个时期的画家们已经厌倦了城市文明、画室作业在自然造化前的羸弱，转而投向自然天地中。加上诸如罗马风景大奖的刺激，描绘自然风光：树、草地、牛羊、变化万千的云彩与天色……就成了一种趋势。他们的存在，对于学院和沙龙艺术构成了一种挑战。巴比松画派传递了一种“回归”的信号，艺术，应当源于造化自然。这种回归是伴随对贫穷的忍受、对功名的轻视，在那样一个帝国都市思想市场里，是一种及时的反动与修正。

　　巴比松画派在历史上并非孤立的，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景画脱胎于在它之前的美术史。比它更早的荷兰风景画与英国康斯太勃等画都给了巴比松画派启发，美术史家弗罗曼丹说，“这一回，荷兰人找到了学生，他们教我们观察、感受与描绘。”又说：“是英国画家，尤其是康斯太勃，对法国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综上，我们不能把欧洲列国看得过于封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总之，绘画的命题像一个绣球，在欧洲列国上空抛来抛去，但都能显示出一个中心议题，那就是如何表达“真实”。显然，在整个美术史的框架里，我们看到绘画捕捉真实的不同角度，像贡布里希说，“埃及人画他们知道的，希腊人画他们看到的，中世纪艺术家画他们感觉到的。”这都是人对真实的回应，只是侧重的器官不同罢了，越到后来，就越调用全息的感知能力。直到巴比松画派，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两希文明的影子，他们在明暗和空气透视等理论的帮助下，画看到的和感觉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