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米开朗基罗写道：

　　伟大艺术家的每一个意象

　　都蕴藏在粗糙大理石的核心，

　　只有为优美意象服务的双手

　　才能把这伟大的意象索求。

　　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中逐渐融通了古典异教和中世纪的两种精神，他仿佛并不是在塑造，而是在用魔法之手将形象从大理石的沉睡中唤醒，将意象从岩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一团混沌中示现出来。

　　当然，米开朗基罗最感动我的作品是《晨昏昼夜》。这件雕塑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作，用最物质性的雕塑探究的是最抽象的主题，是一天的晨光，然而却更关乎时间的超验性经验。在他本人的笔记中，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希望用这四尊塑像创造四种关于时间的意象，传达出四种不同的忧郁。面对这四尊雕塑的经验同样是永生难忘，直到今天还是欲说还休，欲辩忘言。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面对艺术的体验。

　　艺术家是以研究沉默事物为志业的人，雕塑家尤甚。作为沉默的事物，雕塑超越了文学化的叙事性，却始终在无言地诉说。或者说，不是对某一主题的言说，而是对无名的“示——现”。我偏执地认为，能够用几句话传达清楚的，就一定不是艺术。艺术必须具有一种莫名性，一种让语言失效、让话语断裂的能力。对于真正的艺术，我们必须启动全部身心来“体——知”、“感——受”。同样，只有真正伟大的艺术才能让我们以身相应、五感齐开。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创造需要的是身心发动，艺术的教育更需要情意直观。

　　20世纪初，“抽象问题”正处于哲学与艺术之间那场逆向历史运动的交汇点——当现代哲学开始全面祛除精神科学中的抽象残余之时，现代艺术却将抽象当作一个全新的创造性议程。那时，抽象依然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100年前，马列维奇、罗德琴科、马雅可夫斯基、李西斯基、爱森斯坦、塔特林这些巴赫金意义上的“激进形式主义者”们，他们的梦想是发动一场美学政治的革命，他们带着重塑艺术自身的力量，以及重新发明世界观的雄心，试图建构一个新世界。这种激进的形式主义不仅创造了建构性的艺术，而且企图发动起一场感性结构的革命，重组我们的欲望机制甚至社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