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之后，我们该如何讨论雕塑？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方向，一是朝向“社会雕塑”，以艺术行动参与社会议程，雕塑作为这样一种操作，它的材料不只是物理材质，还包括心灵的材料。另一种方向则需要我们在生产与展示中破解传统雕塑的“架上”本性。实际上，在博伊斯的工作中，展览与作品之间是打通的、混淆的，作品与作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艺术家展示出的，只是一些形象、一些物、一些空间、一些姿势、一些声音、一些体量，所有一切相互作用，共同发生。

　　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希望雕塑家们都成为“后观念时代的造型艺术家”，我相信，无论用何种方式创作，最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极大丰富而又无比匮乏的时代，重新建立起雕塑的精神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艺术家所要“雕塑”出的不只是主题与形象，还可以是意象与时光，可以是公共空间与社会意识，最终极地，还可以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对世界的想象。

　　最后，我想引用德勒兹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一座真正的纪念碑，无意于欢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是要把由这些事件所形成的持续流传的感性知觉，托付给未来的耳朵——那些不断重复的人之苦难，那些不断点燃的反抗，那些不断被记录的斗争。”（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