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新风

　　大写意的兴起，与清中后期书法中出现的碑学运动是同步的。无论是早一些的金冬心、郑板桥，还是后来的吴让之、赵之谦，与书界的包世臣、阮元、康有为一样，都是碑学革帖学之命这场书法革新运动中，无法绕开的重要坐标。而到了晚清，碑学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内涵，即金石学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除了吴让之与赵之谦，便推吴昌硕。

　　吴昌硕史无前例地在大写意画中引入了石鼓文笔法，从而令大写意在兼擅汉隶的吴让之、赵之谦之外更进一步，非但为大写意花卉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新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写意花卉画的表现，更将大写意推上了黄金发展时期的巅峰。

　　篆书皆秦汉以前书法，多熔铸铭刻于青铜器包括石碑之上，秦一统为小篆。秦统一前，各国不同的篆法则称大篆，与小篆统称金石。吴昌硕精研并擅长石鼓文，属大篆。这种用笔雄强的先秦大篆由于被刻于十数个石鼓之上而年久风化，线条就显得特别斑驳苍茫，有着前所未见的力度，同时也极具虚灵之感。

　　吴昌硕运用石鼓文厚重而又因年久剥蚀特显苍茫虚灵的线条入画，糅以他学自八大山人的构图与任伯年的花卉画技，创成由独特的学养与个性相与交融的新风，开启了金石大写意绘画的新风，令徐渭、八大山人开创的大写意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吴昌硕的独创，不但溶入了彩墨交融这一源于市场的创新性因素，更与吴让之、赵之谦前赴后继，完美地实现了以大写意作大章法、大构图，“强其骨”（潘天寿语）的时代课题。

　　吴昌硕为写意画树立的大构图、大章法的表现原则，为其后齐白石、潘天寿进一步强化画面形式感极大地开拓了空间。特别是潘天寿，沿用了这种法则，强化繁简对比，更进一步大量作寻丈巨幅，为写意画大章法的表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990年代西方抽象画在国内流行后，某些偏爱跟风的学者，蹭热点式地想象潘此举是借助了西画抽象法。事实上，对强调“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潘天寿而言，西画给他某些灵感不是没有可能，但至多不过是其强化、确认自身传统的佐证，吴昌硕开启的这种简笔（抽象）法门，才是其新创真正的原则与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