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考古发掘发现，新乐人所用陶器许多是叠摞在一起而未使用，证明这是生产出来储存在一起的。“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不同地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很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合料；这也说明，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可能性比较大。”陆海英告诉记者，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

　　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说过：“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除个别器物被现代沟打破遗失外，可以完整复原的陶器竟有40件之多，这与一号房址出土的近200件个体中仅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二号房址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没有使用或磨损痕，很像一个陶器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极其少见的现象。”陶器制作出来，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剩余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些出土陶器中，可以看出新乐人在陶器制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了沈阳祖先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陆海英指出，新乐文化中的陶器在工艺上皆为手工制作，以泥片接筑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出土的陶器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其纹饰制作均用单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施纹，密而不乱，精巧有序。大型陶器如深腹罐虽然高在50厘米以上，但器壁仅厚1厘米左右，堪称奇迹。

　　佐证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说

　　陆海英指出，对于沈阳城市历史而言，新乐遗址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发现史前的人类居住遗址和史前人类生活的遗迹、遗物，该发现证明了在新石器早期沈阳已经开始有了人类活动。对于沈阳区域历史文化而言，新乐遗址的发现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此前，已为史料证明，在沈阳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在5000年前左右，新乐遗址的发现则使沈阳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并成为沈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遗迹，是沈阳城市历史的一个重要坐标。

　　站在中华文明的全局角度来考量，新乐遗址的发现意义也同样非同寻常。新乐遗址的发现，与长江、黄河流域发现的西安半坡、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浙江河姆渡、山东大汶口文化等同样重要。它与辽河流域的其他重要遗址一同证明了辽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全新的文化。

　　多少年来，提到中华民族的摇篮，往往只认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华文明由此放射状扩散而发展。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打破了中华文化起源一元论，而辽河流域众多史前遗迹的发现，证明了辽河流域同样孕育了早期的文明与文化，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新乐遗址的发现，则为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这一重要命题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