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天一阁本《石鼓文》，必须说一说阮元（1764年—1849年），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阮元对天一阁本《石鼓文》的贡献，重点体现在其两次摹刻活动上，后人称之为“杭州府学本”和“扬州府学本”。

　　嘉庆二年（1797年），任浙江学政的阮元重摹“天一阁本”，在此次展出的《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拓本》中可见。首篇“吾车”鼓前即以隶书题刻“仪征阮氏重橅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后记中写道：“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属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刻既成，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

　　从题跋中可知，在阮元重摹之前，张燕昌曾经摹刻。刘晓峰说，张燕昌摹刻的时间可见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记载：“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张燕昌号芑堂，文中“今年”是指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而阮元的第一次摹刻，正是在张燕昌摹刻十年之后。

　　刘晓峰说，第二次摹刻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时阮元任浙江巡抚。摹刻成后，嵌置于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并撰《杭州、扬州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跋》。此跋前半部分与杭州阮摹《石鼓文》基本一样，后半部分则不同：“……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并拓二本为册，审玩之。以杭州本为最精，扬州之本少逊也。”

　　“这两次摹刻，在清代金石圈中影响巨大。其后，徐渭仁、杨守敬、盛昱、吴大澂、刘心源等十几位金石大家，或再次翻刻，或以此为底本，使天一阁本在清代石鼓文研究中一枝独秀。”刘晓峰说，一生金石成就无数的阮元，在他后来带有总结性的“金石十事记”中提到：“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足见其对此事的看重。其实，在阮元的金石大事记中，与天一阁密切相关的还有摹刻“四明本华山碑”。十件金石事终，与天一阁相关的占据五分之一，亦可说明天一阁昔日碑帖收藏的重要地位。

　　吴昌硕、傅山与《石鼓文》

　　天一阁旧藏北宋《石鼓文》拓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至今日，天一阁的《石鼓文》收藏亦可谓丰富。除了《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拓本》，此次还展出了馆藏《傅山小楷〈石鼓文〉考册》、翁同龢通临《石鼓文》册以及多件吴昌硕书《石鼓文》书法作品。如此众多的书法名家，围绕《石鼓文》进行创作，正体现了其被认为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唐张怀瓘《书断》、宋《宣和书谱》等均有记载。

　　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篆隶草均擅，以篆书最负盛名，其篆书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吴大澂等人影响，经年临习《石鼓文》后融会贯通，被称为“石鼓篆书第一人”。吴昌硕曾言：“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本次展览以吴昌硕作品最多。

　　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存世较多，常见者多为临某一鼓，或节临数字，或以石鼓文篆联，篆屏无数，颇多作品署款有“集天一阁藏北宋石鼓字”之语。通临十面石鼓全文者，非常罕见。展品中吴昌硕通临《石鼓文》十条屏，是他自己画出鼓形，再按鼓形和石鼓的位置，把石鼓文摹上去，石鼓之线条苍莽老辣，朱笔释文，蓝笔标注各本异同，王个簃先生称它为“吴氏第一神品”。其中第八鼓“马荐鼓”从明代开始就没字了，但因为阮元摹天一阁宋拓本传世，吴昌硕才依其补写12字。

　　傅山小楷《石鼓文》也是展览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傅山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家，分10段抄录石鼓文字498字。天一阁博物馆研究馆员陈斐蓉认为，此国家一级文物《石鼓文》册为傅山抄录南宋章樵的注释本而成。这件3000多字的小楷作品，整体书风古穆宁静，意象深远，充分体现了傅山的书法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具有一种自然生发的美，是历史与艺术完美的结合。

　　为一件碑帖举办专题展览并不多见，开幕式上，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上海朵云轩、西泠印社、天一阁博物馆的专家，还对石鼓文字的历史传承、金石拓本做了专业性、系统性的介绍与研讨。新出版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汇集了国内非常重要的石鼓文善本资料，为研究古文字的演变和复原提供了便利。这既是一次高规格的石鼓文字展示，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石鼓文献研讨，将在中国“石鼓文化”研究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