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徐悲鸿（右一）、吴作人（右二）、齐白石（右三）、李桦（左一）合影

　　李桦受邀来到北平

　　抗战胜利之后，李桦于1946年抵达上海，主持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同时，李桦在《时代日报》主编了名为《新木刻》的周刊，在创作木刻的同时也写了很多理论文章，发表于此——这与徐悲鸿到北平几乎同时。徐悲鸿彼时经常对自己的朋友吴作人、冯法祀说要广纳人才，并且请冯法祀在天津主编《艺术周刊》。冯法祀同时也是李桦的朋友，常向李桦约稿。李桦的几篇评价中外近代画家、作品的文章在《艺术周刊》发表，徐悲鸿也由此知晓李桦下落。

　　徐悲鸿之所以会对李桦的下落感兴趣，因他早在1942年就对李桦的木刻表示认可。这一年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办“全国木刻展览会”，徐悲鸿为此写了一篇在李桦看来“热情洋溢”的短文发表在《新民报》上，中间就提到“平心而论，木刻作家，真有勇气，如此次全国木刻展中，古元以外（按，徐悲鸿盛赞古元为‘卓绝的天才’、‘大艺术家’），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沉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Durer（德国艺术大师阿尔布雷特·丢勒，名画《祈祷之手》的作者）……”

　　这对当时主攻木刻创作的李桦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尽管李桦是鲁迅大力栽培的青年木刻画家之一，但彼时，木刻仍然被大师们认为是“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木刻是“洪水猛兽”，不可接近。在李桦看来，徐悲鸿对于他和古元的盛赞体现出了徐悲鸿“对木刻这门革命美术毫无成见，胸怀坦荡”。而徐悲鸿“爱好木刻者，绝不限于左倾的人”之说法，也正是爱艺术、爱人才之正义感的体现。

　　就这样，徐悲鸿坚决要既能创作木刻、又有一定理论研究能力的李桦到北平艺专教书，李桦就此来到北平。尽管二人彼此评价都很高，但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却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激动人心。1947年9月，李桦抵达北平。起着双方“中间人”作用的冯法祀带着李桦去“蜀葵花屋”看望徐悲鸿。李桦被引进后院里，便看到正在树下躺椅上休息的徐悲鸿，让李桦觉得“最奇怪”的是，徐悲鸿额上戴着一个金属箍。后来他才知道，徐悲鸿患有高血压，经常要戴着这个“降压器”。徐悲鸿身体状况不佳，二人也不便多谈，便只是客气一番，徐悲鸿问了一些李桦的旅途情况，便分手了，二人此后的见面也不多。

　　彼时北平艺专的暑假已结束，李桦来不及安顿生活的细节，便投入到教学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