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徵明后期承袭院体青绿画风的原因

　　文徵明在中后期偏爱院体的浓重色彩，并试图通过元人湿笔粗墨的画法与院体色彩交融拼接，并非偶然的，致使其后期青绿画风趋向南宋院体青绿风格的原因，可在三个方面予以探讨。

　　其一，文氏在前中期已有相当丰富的青绿山水画作问世，从对绘画实践的探索与发展而论，文氏显然有着“借古以开今”的想法，故此，不断探索也成为文氏追踵古典青绿并发展青绿的动力，尽管至最终文氏都没有越出古典之藩篱，却留下了大量的青绿作品以飨世人。

　　文氏在1519年跋《唐阎右相秋岭归云图》云：

　　余闻上古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绿。中古始变为浅绛、水墨杂出。以故上古之画尽于神，中古之画入于逸。均之，各有至理，未有以优劣论也。

　　“青绿、水墨各有至理，未有以优劣论”的提出，为其文人画家的身份解开了一层枷锁，被元代文人画家置于边缘的青绿山水，重又被文徵明推回到画史上，文徵明在中后期阶段对传统青绿的大力发扬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其二，以文氏在吴中的声望及其借鉴定古画之机，更有纵览古代名画经典的可能，而以文氏“好摹古”之癖，必然对古画大加临摹，即便不能对本临摹，也在“自运”的模式中忆写其大貌，从文氏的题跋中便可印证。文徵明在其十九岁时跋《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卷》云：

　　余有生嗜古人书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阅为幸。此卷宜兴吾大本旧藏之物，大本当获之时，欲索吾郡吴匏庵、沈启南二公详识，未果……戊申三月，同友人游善权。因过吴氏之庐，讯其嗣君，因索观之。见其一段潇洒出尘气象，煜然可掬，犹若临风把隋珠和璧，为之击节。即欲效颦一二，恐未易窥其堂奥矣。”

　　据题跋便可知文氏所观览的古画数量之多。且从其见到赵伯驹此卷青绿时“欲效颦一二”亦可推想其见到“二赵”其他青绿作品时心情的激动之状。如其在友人徐默川家中见到赵伯驹《后赤壁赋图》时云“余每过从，辄出赏玩，竟夕不忍去手”，道出了文氏对传统经典的倾慕心理。从文氏所追摹的古代青绿经典名作可以发现，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以之为基点，探究新的青绿画风模式亦同时展开了。

　　其三，明中期商品经济崛起，商人争相求购书画，蔚成风气，且多以“摹古”为好，仇英所作恰是其时审美之风的反映，文徵明固有文人之名，然难越其蹈，从其“雅债”及其弟子在艺术沦为商品而遭致明后期文人的批评可见一斑。如果说仇英把色彩的表现语汇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作为一种绘画性的思考去展现色泽幻化的绚丽多姿，却给人一种以技取胜的“作家”迎合时俗审美的感觉，那么，文徵明后期则以“作家士气咸备”的模式作为一种新型体式进行探索，在色彩的表现上尽管浓丽却呈现出纯粹性的形式结构，而沿用元人并上追董巨的文人画笔墨，则体现其审慎地保持着“士人”以画为寄的情结。

　　然而，文徵明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商业经济发展的旺盛时期，是明代社会环境转型过渡时期的关捩点。商人地位的攀升，带动了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活跃。在文艺上，世俗阶层审美思维的介入，是酿成文艺与其时代潮流发展相吻合作风的真正动因。正是在这样焦躁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像沈周、文徵明等文人画家们的内心深处，隐隐含着对“道”的本体精神的向往，却又无时不刻地受到来自世俗伦理冲击的无奈的心境。周榆华先生通过对明前中期文人以文治生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文人在重名与尚利之间的矛盾心理，周指出：

　　名士陈献章、陈秋鸿、刘士亨与才子桑思玄、唐寅、祝枝山等代人写诗作画，所要钱物却欲语还羞，可见在当时社会氛围里，直接言利还不大为人所接受。如果直接言利，可能损及个人名声，说明文士心中虽有求利的动机，但畏于世议，还是不敢公然地提出来。

　　从文徵明的书信、画跋所显示的作画动机及其画风的变异之中，其审美价值观念随环境而转变是不言自明的。卢辅圣先生说：“随着明代文人市民身份和世俗意识的加强，那种体现在画师和画工全能型绘画形态中的‘绘画性’，对日趋职业化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文徵明早期追求文人画的“超迈境界”向文人画家的职业化过渡，实质上与其从追求“简淡”向“重色”的美学观念转化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契合的一面，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就是如此巧合，囿于政治环境体制下的院体风规刚刚走过，却又令这些文人画家们受困于世俗审美层价值观念的藩篱。换言之，即“雅”与“俗”的审美取向的择取问题，石守谦先生在论述“雅”与“俗”时说：

　　对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成员而言，大众文化虽然存在，却不值得认同，不仅不能认同，而且经常是抨击的对象。在那个抨击的过程中，精英分子一方面是在积极地创造他们的精英性，刻意拉开他们与大众间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进行一种面对大众文化包围的被动防御，在他们激越的批评语言中，还透露着他们无法完全抗拒大众文化的焦虑，担心他们会耽溺于生活周遭的需求与诱惑中，与大众的区别，日益难以维持。

　　此论正切中文人画家职业化而难以超越的要害。可能文徵明并不需要直接卖画以维持生计，但从其为吴中富人徐默川所作的配对画《万壑争流图》，为友人曾潜绘《兰亭修契图》，也曾为未曾谋面的吴中商贾张一川绘《一川图》，等等，都可以看出文徵明在“面对大众文化包围的被动防御”中的一种无力感。从仇英受聘于吴中富商所绘制的青绿山水而言，也可窥见时人偏爱青绿之审美趣味。不过，文徵明与仇英身份仍有差异，因此，在追踵院体尤其是“二赵”青绿的过程中，文氏仍不失其文人画家之“士气”，但其创作有时又难免为大众的审美所左右，一方面在所谓“雅债”的应酬中适应市场机制，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对艺进乎道的超迈之境努力前进，只是在雅俗之间有所择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