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儒学考古的重要性

　　相对于佛教和道教而言，与儒学相关的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明显滞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其相关的遗迹、遗物远没有佛、道两类特征明显，因此很容易熟视无睹；而且与佛、道两种出世宗教不同，儒学是入世的政治、伦理之学，有些话题不易处理。以现在的学科布局，三教合一组合图像中的佛、道两教内容已各有所属，而儒教内容却悬而无解。中国儒学考古提出之后，自然可以避免这种三者缺一的尴尬。

　　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夏鼐与王仲殊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仅限于文献研究的儒学史显然已无法满足时代要求，而考古学的加入为儒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以儒学考古的视角来看，孔子家族墓地的研究、鲁国故城的复原、各地孔庙与书院的调查与保护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有了考古学的支撑，中国儒学史就不仅仅是历代儒生的论说，还会有反映民众生活的儒学文化遗迹与遗物。

　　儒学的影响并不限于现代中国境内。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在历史上或曾隶属中央王朝，或曾属于东亚封贡体系，因此儒学也曾经是这些地区的主导思想。《儒藏》精华版就收有“域外文献”。宋代以来华人在南洋建立有兰芳、新加坡等国家；晚清以来更是走遍世界，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唐人街”。随着华人的迁徙，儒学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境外儒学考古的开展，对于探讨大中华文化圈、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推动文化中国等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杜维明先生力主东亚经济的兴起与儒家人文主义密切相关，就充分反映了域外儒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考古的提出与发展，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中国与相邻国家及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