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集的方式

　　下面要说的是结集的方式。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有“编”。很多学者对“篇”“编”“卷”有不同的理解。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篇”指的是用木简抄的文章，“卷”则是抄在帛书上的文章。现在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有时候恐怕也很难这么严格地区分。“编”和“篇”这两个字都是从“扁”得声的形声字，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扁”既是声符，又包含意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里面的“篇”都没竹字头，所以“编”和“篇”这两个字本身的意思差不多。《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桥上得到神秘老人赐一“编”《太公兵法》，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上说“编，一本作篇”。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篇”和“编”有共同之处，把一个编好的完整的木简或者竹简卷起来，叫作一卷。这个一卷就是我说的一个写本单位。《晋书》记载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篇”和“卷”又等同了。这和结集有关，结集是用绳子把若干枚竹简或者木简编联起来。关于竹简和木简有多长、抄多少字，《观堂集林》里面收录有王国维先生写过的一篇相关文章，王先生当时见到的出土竹简很少，但是他把传世文献里面相关资料汇集作了考证，是一篇简牍研究的开创之作。抄经的竹简大概是二尺四寸，抄传的大概是一尺二寸，一般是一尺。这个尺是汉代的尺，大约是二十三厘米左右。后来出土的大量简证明了王国维先生说的不一定全对，但是确实有他的根据。汉代的简牍长短宽窄形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但是大致有一个规范长度。那么把多少支简编联在一起算一个写本呢？出土的简牍因为绳子早已朽烂，我们不好判断，只能做些推测。汉代居延兵书简有七十枚简编联一起，七十枚简为一个写本算是比较长的了。最长到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秦简记当时官方规定，给朝廷上报文书的简不能超过一百枚。我的初步推测，大概一个写卷40～60枚简的比较多，一枚简抄38个字左右。这样，一个写本长的可以抄三千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两千五百个字就算比较多的了。《老子》有五千字，刚好是上篇下篇，抄了两个写本。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核对的话，还要通过大量的出土数据来证明。这样构成的就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就是一卷。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写本，上面到底抄几篇文章？一个写本大多数情况下就抄一篇文章，但是，也有短文章，一卷可以抄数篇的。这样就牵扯到早期文献的一个汇集问题。比如在上海博物馆的简里，有一个写本，卷背的题名叫《子羔》，但它包括三篇文章：一篇叫《子羔》，一篇叫《孔子论诗》，还有一篇是《鲁邦大旱》。这三篇文章，认真对照字体后确认是一个人抄的，竹简的规格也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写本卷起来之后，背面的篇名叫《子羔》，《子羔》是三篇共同的名字。要特别强调的是，三篇或数篇文章用一个名字，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文章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三篇是毫不相关的文章。但既然抄在一个写本上，肯定是它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为什么把这三篇写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讲孔子的古史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传世的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有诸多类似情况：一篇题名下实际上包括了好几篇文章。怎么进行解释呢？就是写本时期特殊的写本制作的方式造成的。比如说《韩非子》第二篇《存韩》篇，题目叫《存韩》，包括韩非子刚到秦国后写的《致秦王政书》，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存韩”。李斯看到韩非的信，又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始皇不要被韩非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同时，李斯还给韩王安写了一封信，说韩非实际上已经背叛韩国了。汉代人编《韩非子》，便把三篇抄到一个写本上，题目叫作《存韩》篇，实际是第一篇的名字。不同的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只给了一个题目，后世编的时候也就把它们编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在先秦两汉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洛阳才子贾谊的《新书》中的许多文章，写得很平淡，感觉贾谊并没有多少文采，或者他不是有意写文章。但《史记》里面收录的《过秦论》，写得那么好。《过秦论》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其他文章为什么又写得很平淡呢？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过秦论》是司马迁等当时一批文学家加工过的，是司马迁根据贾谊的文章综合修改而成的。“过秦”是西汉初期很多人写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所以司马迁综合修改完成《过秦论》，恐怕有诸多蓝本可以借鉴。这种情况在出土的简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郭店楚简里面有一篇叫《鲁穆公问子思》，还有一篇是《穷达以时》，我们按照简的格式判断这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写了两篇文章。到了后来的纸写本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敦煌写本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齖新妇文》，写的是一个刚娶到家的泼妇新媳妇。这篇文章有前题，也有后题，一篇文章被前题后题包围着，前后题都叫《齖新妇文》。但在前后题之间，却有好几篇文章，除了前面写这个齖新妇外，还抄有《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最后还有上门女婿的故事。现在有意思的是，四篇文章，却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齖新妇文》作为它们共同的题目。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多以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没有关系，是抄手误抄造成的。但是，敦煌写本中，有三个写本都是这样抄的，抄手不可能每个写本都犯同样错误。从写本学的角度来说，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题目，是写本时间的下层抄本常有的现象。它们四篇是有关联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这四篇文章虽然内容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有共同的使用场景，是当时一个特殊的仪式上面用的。四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婚礼上的那些司仪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调侃、祝福、调动气氛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