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库宁 审判日 布面油画 1946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家也开始吸收纽约画派的做法。一方面，“八五新潮”时期在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兴起了“弗洛伊德热”;另一方面，当时包括“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京津群体”及“江苏群体”等在内的艺术群体分别表现了对“无意识”和“原始性”因素的挖掘。以“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为例，他们在1986年成立之时，就提出了“反形式主义”，强调对于个体直觉与本能的追求。其准则“首先是理想现实主义——缺乏真实性、充满欺骗性的具象绘画——的对立物，其次是‘唯美’与‘纯形式’——仰仗于形色游戏而获得纯物理性的视觉刺激的抽象绘画——的对立物”。“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渴望追寻真实，但其既不同于描绘客观，也不同于构建抽象，这种真实“更强调对生命内在本源力量的探寻，以达到‘震撼人的灵魂’的效果”。

　　与纽约画派艺术家强调个人化的无意识不同(这里的“个人”不同于弗洛伊德或荣格意义上的“个人”或“集体”)，中国艺术家对无意识的探索既带有个人化成分，又带有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普世价值。前者可见于贾涤非等人的艺术，作品中透露出根植于内心的火热不安的躁动;后者从任戬和丁方等画家的作品中可以体现，他们通过对西方超现实因素的借鉴，来表达那个灰暗梦境下悬浮于宇宙中的无意识形态。当然，我们或许会说中国前卫艺术家对存在主义思想，及原始性、无意识因素的追寻未必完全受益于纽约画派，但毫无疑问，后者在创作理念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现当代艺术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此外，纽约艺术家对东方哲学的吸收也是其作品后来能够在中国得到有力反馈的重要因素。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及其精神分析理念无不透露出对中国《易经》、印度瑜伽及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禅宗思想的研究借鉴。荣格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纽约的盛行对波洛克等人前期的画风影响很大，日本禅宗大师铃木大拙在50年代赴美讲学，又给纽约艺术界的创作观念带来不小震动，而德·库宁在1970年对日本东京与大阪的考察使他将水墨绘画与自己之前创作的黑白抽象绘画及雕塑作品联系起来。东方哲学中对触摸、自由和去执着的追求深受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喜爱，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由此形成的创作观念反过来又激发了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艺术家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