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近代，我们将人类的需要分为：知（知识）、情（艺术）、意（伦理），其中艺术表达情感；或者被描述为：真（知识）、善（伦理）、美（艺术），艺术表达美，美是艺术的本质。这些分类限制了对艺术的理解，限制了艺术家对艺术的创造，也限制了其他人文学科对艺术的解读和互动。既然艺术是情感的表达、美的再现，那么，它就无需涉及知识和伦理，甚至反知识的——艺术怎么就是知识生产呢？在历史的长河里，问一句艺术的起源及其功能一定充满争议，各有解说词。我们大体也都信奉这些解说词，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我们可知的历史里，如果艺术指向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它们的出场并非是简单地为了情感、为了审美，它们的功能都是第一位的，只是后世便于认识这些对象，开始将它们的形式抽离出来，它们的形式慢慢地被分离变成独立的对象。现代主义艺术，一方面是展示为自我独立的过程，一方面又是强化艺术与现实界的关系的过程。

　　即便是康德这样被尊奉为现代主义之父的人（格林伯格语），他不断被作为美学的经典拿来学习、研究与分析，但对于他的全面理解却是我们不断需要的：“康德的美学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法则和自律性，对艺术涉及甚少。在德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由在政治领域里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所以他的自由是审美保护伞下的想象的、安全的自由”。这里说明了康德的审美自由是针对政治的不自由而言，是将艺术的形式自律与非功利自由提升为人的自由追求，这也是现代主义艺术所致力追求的。但不要因为形式的重要性被强调而导致艺术成为形式主义的游戏，或成为唯美主义的对象，其极致就是把艺术做成装饰，然后用装饰的名义来美化生活环境。

　　另一个艺术的功能的极致就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所谓诸多的各种名目的现实主义即是此意。这方面在20世纪的中国尤为突出，现实的战争需要、现实的党派需要、现实的意识形态需要都使得艺术的这一图像表意功能被强化。从战争到阶级斗争到歌颂到赞美可以勾连出一条现实主义艺术（绘画与雕塑）的线索，迄今不绝如缕。它具有当下此刻的激励、宣讲、宣传、告知、美化的需要，它不以艺术家的语言个性为最大诉求，而是以内容为主，同时在各种方便的技术手法上也会不断提高，但核心是以写实为准绳。这一类写实为基础的绘画、雕塑作品不容否认构成了20世纪最强悍的美术历史，它的内涵、内容及实质与不同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图像学意义以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也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另一个维度。这个方向的研究从社会学、政治学、政党、意识形态等角度剖析了20世纪现实主义的故事。应该说，中国20世纪的现实主义美术史研究(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美术历史研究，它的表述术语、创作语言、风格特征、历史差异性都不同于历史上的写实绘画。现实主义与写实性是艺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这也是前苏联、东欧的20世纪美术史的重要研究课题。现实主义可以被置换为许多概念，如主题研究，什么主题是其允许的，这样的主题的创作机制，它的传播方式，它的受众，它的接受的自觉性与强制性。在极权制下，现实主义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表现；在冷战结束后的表现；创作主体的自主性有多大，体制对现实主义的推动与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