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美术史里，如果中国的艺术要找到和世界联动的地方，还真的要从现实批判这个地方入手，如果是从语言层面入手，还真难以像现代主义艺术那样找到一条明确的路径和逻辑（现代主义艺术是有着明确的语言逻辑和哲学逻辑的。见保罗·克劳瑟的《20世纪艺术的语言：观念史》有详尽的阐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不是简单的艺术语言的形式变化，而是在每一种语言运动变化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哲学追求，受到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关联。这一点是与中国20世纪艺术的发展不同的，我们一直是以社会、以现实作为参照，迄今也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减低中国的艺术价值，恰恰是从一种实质的层面为中国艺术立命，再由其中找到20世纪的中国艺术的核心。这也是为今天大量的学子们学习艺术找到他们可行的路径和方法，否则在多数人没有完整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教育的背景下，找不到自己的艺术变革之路。今天是需要让更多的学子进入到艺术的真实表现之中，从他们熟悉的艺术习得中入手，让自己的内心贴近真实的现实。这是思想的形式的一种路径和框架。

　　那么，我们再说艺术语言的另一个层面的演进。这也是我们今天面对艺术的难点，即艺术的形式与艺术的艺术性问题。这样的难点又与今天言必称的观念有联系。20世纪是为艺术立法的世纪，就是说在20世纪的艺术发展中，确立了艺术的非叙事性（但具有主题或主旨）、非逻辑性（但有上下文与哲学思考的关联）、非视觉性（紧密地与观念有关，但观念的分析解读又有着哲学的影响和影子）。艺术在社会或世界中的关系被单独抽离出来，作为生活的替代者而独立运行。对这一部分的形式语言建构的艺术似乎是抽象的、形式的、非叙事的，但其背后蛰伏了不同的艺术家建构独立艺术世界的雄心，也即其各自的观念思考有着相关的哲学思想。这在以往的现代主义艺术史里较少讨论到，大都沿着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方法阐释，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理论阐释，但不足以历史地阐释20世纪那么多艺术流派和主张。

　　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未来派、马列维奇与乌斯宾斯基的神秘主义哲学、超现实主义（潜意识）与波洛克、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等等。艺术家并不是按照哲学来创作，但是哲学影响了艺术家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关系和作用，也是艺术家寻找自己的表达方法的根据，它们给予了艺术多样性的可能，使得多种相互矛盾的艺术倾向各有理论基础。由此，我们仅仅是一个貌似统一的“艺术”概念下在做着各自不同的艺术实践和创作，否则，作为观者就会试图按一个标准去看艺术，而创作者也会不确信自身的创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由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观之，艺术就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演变总是随着哲学思想、思潮而改变替换，即便彼此矛盾、冲突也是在所不惜，甚至是必然。可以这样讲，思想的形式作为艺术的外衣，其当代的实质就是矛盾体，它反映着具有思想内涵的表现、体现、象征、隐喻。它不再充当现实的代言人，也不再做世界的对应物，它本身作为物自体就是自身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