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商会覆灭

　　恭王府的这批文物后来流落何方？由于缺乏原始的交易记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幸而山中商会在收购了这样一大批文物后，曾在纽约和伦敦两地举行过两次盛大的拍卖会，才为这些文物留下了部分记录。

　　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来自全球的大古董商、收藏家和各大博物馆云集美国纽约，赶来参加山中商会举行的“恭王府收藏拍卖会”。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拍品，山中定次郎为上拍的文物精心印制了图录。据图录记载，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上面不但印有文物的图片，还有英文简介。鲁宁告诉记者，这本图录上的文物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恭王府流失文物。

　　那次拍卖会空前成功，拍品无一流拍，销售总额达280435美元，单件文物的成交价格最高达到6400美元，创出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

　　不久后，山中商会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拍卖会，上拍的文物110多件，以玉石为主，拍卖额6255英镑。

　　山中商会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总额，折合成日元不过60万元左右。1914年3月发行的《书画古董杂志》曾记载，山中商会买下了180万日元的古董书画。杂志中虽然没有说明“180万日元”的文物是否全部来自恭王府，但是这个价格与60万日元相去甚远。

　　富田升教授推测，在拍卖前的一年中，山中商会已经通过商店零售的方式，陆续出售了许多恭王府文物。这两次拍卖会，不过是清理库存而已。

　　那些通过零售方式出售的文物具体是什么，有多少？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富田升估计，山中定次郎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在2000件左右。

　　与恭王府的这次交易，把山中定次郎送上了世界顶级古董商之列。从此以后，他的买卖越做越大，胃口越做越大，对中国文物古迹犯下的罪行也越来越大。

　　在纽约和伦敦成功举行两次拍卖会后，山中定次郎将手伸向了遍布中华大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公然开始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与破坏。

　　1924年，山中定次郎带领考察队来到了山西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

　　1917年，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关野贞在华北考察时发现了这处石窟。他在考察报告中公布了许多天龙山石窟的照片。

　　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发现，自然逃不过山中定次郎的眼睛。他在《天龙山佛像记》里这样写道：

　　大正十一年（1922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次率队进入天龙山。这次，他将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牛车，直接赶到天龙寺住持净亮和尚的门前。

　　山中定次郎得意洋洋地回忆：“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天龙寺本为守护天龙山石窟而建，但是在金钱的驱动下，净亮和尚却成为了山中定次郎的帮凶。在净亮的掩护下，动辄几十公斤重的佛头被野蛮地凿下，装箱运下天龙山。

　　据统计，山中定次郎一共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石刻，通过北京转运到日本，并经由山中商会的贸易路线被卖往世界各地。

　　1932年11月，山中商会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并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此时的天龙山石窟，已然成为一个“无头的石窟”。

　　1936年底，山中定次郎去世，山中商会的鼎盛时期也随着他一去不复返。1937年，山中商会在伦敦举办的展览会，成为它最后一次常规展览。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古玩市场一片惨淡。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各个分店统一由联合国财产管理局管理。山中商会正式停业。

　　1944年五六月之间，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库存被分23次拍卖。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终于走向了覆灭。

　　作为出售恭王府文物的另一方，“小恭王”溥伟于1936年过世。他先后参与的“满蒙独立运动”“癸酉复辟”等一系列复辟运动，没有折腾出任何动静便无疾而终了。然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溥伟，仍然在为复辟大业孜孜以求。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暂住天津张园。溥伟专程从旅顺跑到天津，给“万岁爷”请安。见面后，这位“恭亲王”仍对溥仪拍着胸脯，重复着自己那句口头禅：“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

　　溥伟虽然赤胆忠心，但是溥仪却并没有把他当自己人。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却没有封溥伟一官半职。

　　1936年，溥伟不明不白地死在长春新华旅社。此时，他已然身无分文，恭王府的收藏、地产和宅子，早已经被他变卖一空。

　　自从恭王府博物馆成立后，在馆方的努力下，如今馆藏文物已有5万多件。鲁宁告诉记者，这些文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其一，每年国家财政拨款和恭王府博物馆自筹资金共3000多万元，这些钱都用于文物征集。征集来的文物虽然不见得是当年的王府旧藏，但大多是符合王府规制，或与王府历史有关的。其二，海关罚没文物。北京海关得知恭王府博物馆缺少文物后，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罚没的一万多件文物，都捐献给了恭王府。其三，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例如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后，他的家人便将周先生的手稿、信札3万多件捐给了恭王府。

　　在众多捐献者中，小恭王溥伟之子毓嶦是最特殊的一位。溥伟死后，毓嶦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住过伪满皇宫，去过苏联伯力收容所，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流离半世，直到中年以后才辗转回到北京。鲁宁说，毓嶦后半生一直不富裕，但他一淘到点宝贝就往恭王府送。在他心中，这些文物好像送回恭王府才算真正回家了。

　　令人遗憾的是，恭王府博物馆的几万件文物收藏中，真正属于当年的旧藏凤毛麟角。鲁宁回忆，多年来，只有清康熙朗窑红尊、乾隆翡翠龙纹盖瓶、景德镇定制嘉乐堂款盘一对是当年的王府旧藏。恭王府到底有多少文物，山中定次郎当年买走了多少文物，价值几何，只能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