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道匠造像记》

　　乾隆三十三年（1768）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最早著录龙门造像题记，但仅仅收录《杨大眼》一件，乾隆四十六年（1781）《潜研堂金石跋尾续编》收录《孙秋生》一件，嘉庆四年（1799）《潜研堂金石跋尾又续》收录《齐郡王元佑造像》一件。反观《潜研堂金石跋尾》收录汉碑50件，唐碑269件，龙门造像才区区3件，其关注度可想而知。乾隆五十三年（1788）河南巡抚毕沅所著《中州金石记》仅收录《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安定王燮造像》四件，同时期的河南老乡武亿《授堂金石跋》中亦仅仅收录《杨大眼》《魏灵藏》两件，还附有一篇乾隆五十四年（1789）《洛阳龙门诸造像记》载：“伊阙傍崖自魏齐暨唐以来造像题名多不能遍拓，好奇者辄引为憾，今岁正月汤亲泉、赵接三两君独手拓二十余种寄余，其文多俚俗之词，无可存。”被武亿视为“俚俗之词”20余种，从其存目来看，亦杂乱而少名品，与后期的《龙门二十品》亦大相径庭。以上种种现象充分地反映了乾隆年间，龙门造像传拓与研究的基本状况——不重视、尠传拓、少收藏。

　　今天被公认的“龙门造像题记精品”皆在古阳洞南北两壁最上层及洞顶，古阳洞旧称“石窟寺”，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洞窟，洞深约13米，高约11米，宽约7米，清代道士又将洞中供奉的释迦牟尼像改成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神像，故旧时又将“古阳洞”称作“老君洞”。

　　嘉庆元年（1796），黄易携带拓工来龙门石窟架高台拓碑，才正式拉开《龙门造像精品拓片》的传播序幕。但是，面对有三层楼高的造像题记崖壁，传拓殊非易事。黄易《嵩洛访碑日记》中记载：“视工人拓龙门诸刻，山僧古涵精摹拓，亦来助力，僧知伊阙洞顶小龛有‘开元’刻字，猱升而上，得一纸。一纸小拓片来之不易，那猱升而上的功夫，非一般人能为之。……龙门洞内，见顶刻‘大唐永隆’等字，圆转巨书。老君洞顶之刻，架木高危，架木而仍不可拓取，叹息而已。”此段黄易的日记文字，一来反映《龙门造像题记》传拓的艰辛与不易，二来反映了乾嘉金石学家访碑的最大兴奋点，还在于发现“唐代碑刻”上，而非我们今日奉为“龙门经典”的“北魏造像”，因为在当时，汉碑、唐碑才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