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见国家图书馆《始平公造像》（嘉庆初拓本）存有咸丰八年（1858）钱松题记：“此龙门石刻之冠于当世者也，刻中之阳文，古来只此矣。层崖高峻，极难椎拓，至刘燕庭拓后无复有问津者。”钱松题跋再次印证了嘉道年间龙门造像鲜有人去传拓，其拓本流传稀少的原因，除“层崖高峻，极难椎拓”等现实条件外，主要还是受制于当时的重“汉唐碑刻”轻“北魏造像”传统观念，龙门造像精品拓片只在极少数高端金石学者圈内流传。

　　道光年间，古阳洞先后迎来了两位超级“金石癖”，除架高台传拓《龙门四品》外，还将龙门石窟其它造像题记予以大规模传拓，一位是方履籛， 著有《伊阙石刻录》，搜拓造像八百余种；一位是刘喜海，著有《嘉荫簃龙门造像辑目》，拓存造像九百余件。这是龙门造像开始“振兴”的一个信号，说明金石学兴盛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往日不受关注的“穷乡儿女体”的龙门造像群，吹遍了古阳洞外的各个角落，它是《龙门造像》开始“时来运转”的信号。然彼时龙门造像拓片依然没有得到碑帖收藏界的普遍关注，传拓和销售依然是零星进行，尚未成为收藏的热门品种。

　　同治九年（1870），出现了《龙门造像》传拓“雄起”的转折点，前河南太守募工传拓《龙门造像》，与此同时还出现“龙门十品”之名目，以古阳洞南壁刊刻之《前河南太守德林拓碑题记》为凭，其文曰：“大清同治九年（1870）二月，燕山德林祭告山川洞佛，立大木起云架拓古阳洞魏造像，选最上乘者，标名《龙门十品》，同事者释了亮，拓手释海南、布衣俞凤鸣。《孙保》《侯太妃》《贺兰汗》《慧香》《元燮》《大觉》《牛橛》《高树》《元详》《云阳伯》。” 这次地方官员与僧俗一同参与了此项传拓工程，堪称“壮举”，它开启了日后《龙门造像》走上大规模商品化传拓的道路。

　　“龙门十品”称谓的提出，可能是基于“龙门四品”——《始平公》《孙秋生》《魏灵藏》《杨大眼》而生发的，“龙门四品”虽然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有少量拓本流传，但多以龙门精品三五件，六七件的形式传播，“龙门四品”称呼的正式出现，从情理上分析，应该在道光之后的咸同年间，即“龙门十品”提出的稍早时候，“四品”、“十品”称呼的确定，在时间上应该相去不远。

　　同治九年（1870）后，旋即在《龙门四品》《龙门十品》的基础上，又增补《比丘法生》《比丘惠感》《一弗》《司马解伯达》《元佑》《优填王》六品，始成“龙门二十品”之目，这个选目是以书法鉴赏为标准，将成百上千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筛选浓缩到北魏精品20件，并成为碑刻史上的最经典选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