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豪”又“自省”的董其昌

　　后赵孟頫三百年，同样谥号“文敏”的董其昌（1555-1636年），于书画高自标许，更具体地喜与赵孟頫、沈周、文征明对垒。整体的书法史发展，董其昌自豪地说出：“吾书无他奇，但姿态高秀，为古今独步耳。心忘手，手忘笔，笔忘法，纯是天真潇洒。”具体地置身于时代长流，即便是率尔酬应的书写，“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微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无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董其昌自信是一个变局的引领风骚人物。“虽然余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人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者，必能知其解者。”这“亦复一变”，该如何说，有明一代帖学，无非笼罩在赵孟頫及实际科考书写的馆阁体。董其昌的书法以“生”以“润秀”，乃至于“平淡天真”，跳脱了此一传统。当然董书经过清圣祖康熙的钟爱，影响成风，该是他生前所未能料及，却也应验了这句话。“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以语此窍也！”书写用墨，墨沈本以匀整为主，董其昌却注意到书写时从醮墨的由湿到干，再醮墨的整篇变化。

　　古来论书都重用笔，殊不知笔须托墨，才能留笔迹。怀素《自叙帖》：“初疑轻烟澹古松”、“古瘦漓骊半无墨”、“驰豪骤墨剧奔驷”诸语即是。“多见古人真迹”才能知墨色，而非墨拓本的黑纸白字所能见。董其昌的用墨观点，也开启后来者如王铎（1592-1652年）一辈的书风特色之一。

　　对董其昌书学的历程研究，已是车载斗量，众所周知，董其昌自述其所以发奋学书：“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专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这段话，充满着“自豪”又“自省”。

　　对于赵孟頫，具体地道出：“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相关于“生”与“熟”，董其昌解释：“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因技巧熟练，而有习气的俗。又有相同的说法，“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赵与董，都曾致力于学习李邕（678-74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杂书册》上，董自跋：“学李北海书五十五年矣！初时专习，颇为近之，近复忘其旧学，然时一拟，书亦不落吴兴后也。”又“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这些名言，也一样地充满着“自豪”又“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