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歌德与席勒进行的合作，使小小的魏玛公国成为德国的文化中心。在席勒去世前后的那些年，歌德因健康等原因在精神上一度陷入危机。他先后辞去了宫廷的主要职务，放弃了诗歌的创作。但也就在这段时间，诗歌的损失却因艺术史的收获而获得了补偿：他完成了切利尼传的翻译，撰写了温克尔曼传记的初稿。当时，施莱格尔和蒂克等新一代批评家试图以最为激越的方式，重新燃起歌德年轻时代那种对德国文化、对哥特式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德意志的、宗教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艺术。但此时的歌德已经对狂热的浪漫主义者敬而远之，他称古典是健全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

　　当歌德从精神危机中逐渐走出来并恢复创作热情时，他开始了自传《诗与真》的写作，对自己一生的精神史进行清理与总结。我们注意到，自传中数次提到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在出版于1812年的第二部第九章中，有一节题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此文将我们带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以一种稳健的笔调再一次将大教堂的立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以行家的口吻，令人信服地进行了立面形式和装饰细节的分析，同时也回顾了当年撰文的思想状况与动机。

　　歌德后期不断对斯特拉斯堡的追忆，与当时人们对哥特式建筑的热情日益高涨直接相关。也就在歌德动手自传写作的前后，他结识了科隆收藏家布瓦塞雷兄弟，当时他们正在研究科隆主教堂(图8)的建筑历史，并努力使这座建于13世纪中叶、后来在16世纪被放弃的大教堂能够最终建成。歌德为人们认识到古代建筑所体现的艺术、历史与民族文化的价值而感到由衷高兴，十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甚至亲自参与布瓦塞雷兄弟的工作，向人们热情介绍他们研究大教堂历史的成果以及出版铜版画集的情况，呼吁大家都来关心他们的事业，“因为如果我们要想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勾画出这些建筑的一个完整概念，关注于此类事情就正当其时。”他还亲自前往科隆考察了大教堂，认为它“的确堪称此种建筑风格的一流代表”。这些内容都反映在他最后一篇建筑论文《论德意志建筑》中。

图8 科隆主教堂

　　回首往事，值得歌德欣慰的是，五十年前他凭着直观感受到了哥特式大教堂的“内在的比例”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些正是古典主义者通过测量所发现的东西。他引用了五十年前自己的批判对象布隆代尔的话，用以证明，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哥特式，和谐与比例对于伟大的建筑都是重要的，一致的。生性坦诚的歌德并不隐讳早期文章的毛病，同时也为自己达到了新的认识感到高兴，他写道：

　　我至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富于想象力的、勤勉的、不知疲倦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五十年学习之后，能达到这般清晰的认识水平。在重新研究12世纪德国建筑的过程中，我经常忆起自己早年对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依恋;令我高兴的是，我在重读1773年激情喷发而写下的那本小册子时，没有什么可感到羞愧的。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那篇文章的文体，如果有什么词不达意的地方，我希望这是可以原谅的，毕竟我是在表达不可表达的东西。

　　歌德在文章的最后表达了重印早期论文的愿望，要将他的精神历程——“最初的种子”和后来的“果实”都呈现在世人面前，赤子之心令人感动。晚年的歌德超越了“古典主义”和“哥特式”的民族与风格界限，他从当年赫尔德的一个满怀激情的学生，转变成一位具有深遂历史眼光的艺术史家，而他对地质、气候、植物和色彩的研究，促使他以科学家的眼光看待南方与北方建筑样式与风格的成因，从而使他的建筑观念最终达到感性与理性、古典与浪漫相融合的境界。